：唱支山歌给党听传播背后的往事？

雷锋“做媒” 诞生《唱支山歌给党听》

一首平凡的小诗，被雷锋抄写到日记里，又由《雷锋日记》“做媒”，被远在上海的音乐教师相中并谱了曲，再由农奴出身的藏族歌者才旦卓玛把它唱成了历久不衰的经典名歌。

打开历史的卷宗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唱支山歌给党听》并非雷锋原作，这首歌亦非才旦卓玛原唱，就连曲子也不是西藏民歌曲调……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究竟是谁？雷锋和他有什么渊源？这首曾经家喻户晓的歌曲背后又有多少曲折的故事?本期“好歌印记”，给听众讲述《唱支山歌给党听》传播背后的往事。

01

源于雷锋日记的“给党听”歌词

雷锋，原名雷正兴，乳名“庚伢子”，1940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简家塘村。1960年1月入伍到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当汽车兵。1960年11月9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

要讲述《唱支山歌给党听》创作和传播的经过，就必须先弄清《雷锋日记》的摘录发表、出版发行的前前后后。

写文章、朗诵、唱歌、吹口琴，从上学到工作，再到部队，雷锋一直都是焦点式的人物。雷锋成为公众人物并非在他因公殉职之后，生前，他就已经是东北家喻户晓的好人好事的“形象大使”。在入伍不到3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评为节约标兵，还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

据程世刚撰写的《雷锋日记发行内情》中披露：1960年12月1日，沈阳军区《前进报》以《听党的话，把青春献给祖国》为题，摘录发表了雷锋从1959 年8 月30 日至1960年11月15日的15篇日记，并加了编者按。这是最早见诸报端的雷锋日记。

“雷锋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除了记载每天所做的好事以外，他还写下了很多学习心得、思想感悟、警句格言。”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1月20日，《前进报》又用了近一个半版的篇幅，摘录了雷锋32篇日记。接着，《人民日报》等报刊也相继刊登了雷锋日记。其中，许多语句让人们备感亲切，尤其是首次与读者见面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下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出自《雷锋日记》，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它究竟是不是雷锋自己创作的呢?

查阅相关资料，不难发现，雷锋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旧社会迫害死了他的父亲和兄弟，他的母亲也被逼迫上吊身亡，作为孤儿的雷锋挨够了旧社会的“鞭子”，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获得了新生，所以，如果作者是雷锋本人，写出“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这样的诗句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但事实又是怎样呢？

雷锋故事广为流传得益于《雷锋日记》的出版。1963年4月，经总政宣传部审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内容丰富、文字准确的《雷锋日记》，共选辑121篇日记，约4.5万字。有关资料显示，《雷锋日记》光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就印刷了160万册，可谓20世纪60年代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雷锋日记》的畅销，也使得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诗歌理所当然地被当作雷锋的诗作广为流传，倍受人们喜爱。

那么，曲作者朱践耳又是在哪里看到这首诗歌的呢？

音乐家朱践耳，安徽泾县人。1922年10月18日生于天津。少年时学习音乐。1945年加入新四军苏中军区前线剧团，1947年担任华东军区文工团乐队队长兼指挥。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从事音乐创作。代表作品有歌曲《打得好》《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管弦乐曲《节日序曲》，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等。

“音乐家朱践耳是在1963年2月初谱的曲。”82岁高龄的姚筱舟，说起当初的创作经历时回忆说。朱践耳也明确地告诉他：“《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小诗是我在阅读《人民日报》（1963年2月7日）发表的《雷锋日记》中发现的。”朱践耳读完这首小诗的前两段后，立刻受到了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他，采取了一种戏剧性的写法，还特意把这首诗谱成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曲调。

朱践耳谱曲之后就把作品寄给了几家报刊。1963年2月21日，《文汇报》刊载了这首新歌，并附有300字的“唱法说明”，朱践耳当时为它加上的歌名叫《雷锋的歌》，因为不清楚这首诗是雷锋原创的还是摘抄的，所以注明歌词摘自《雷锋日记》。

也就是说，这首歌发表时写的是朱践耳作曲，雷锋作词，歌名为《雷锋的歌》。

02

才旦卓玛“抢”来的歌曲

说到《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的传唱过程，有两位艺术家不得不提：一位是上海歌舞剧院的歌剧演唱家任桂珍，她是这支歌的首唱者；另一位是才旦卓玛——新中国第一代藏族女歌唱家，正是她，将这支歌唱响大江南北。

“这支歌的原唱不是我，是我从别人那里‘抢’来的。”谈到当年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时的情景，才旦卓玛真诚地说。初夏时节，面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记者的电话采访，这位老歌唱家又一次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歌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才旦卓玛，1937年6月出生于西藏日喀则，现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文联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她是新中国藏族第一代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她演唱的《翻身农奴把歌唱》《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的金山上》等歌曲，已牢牢地扎根在亿万听众的心中。

岁月转回到全国学习雷锋热潮的初期。“1963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民族班学习，刚成为预备党员不久，偶然在校园的广播中听到这首《雷锋的歌》，特别喜欢。”由西藏民族学院（校址在陕西省咸阳市）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的藏族学生才旦卓玛发现，歌曲中的字字句句，都唱出了她这个翻身农奴的女儿的心声。

“歌词写得那样贴切，仿佛写到了我的心里。我当时觉得这歌简直就是为我写的。”于是，才旦卓玛找到自己的指导教师王品素，“歌里唱的就是我心里想的，我一定要唱这首歌。”

当时的少数民族歌手一般以唱民歌为主，很少有唱创作歌曲的。为了满足才旦卓玛的愿望，王品素老师几经周折找来曲谱，一字一句地给才旦卓玛抠汉语歌词，还请到了朱践耳老师来听她练唱。这位获得新生的藏族女娃，为了唱好这支歌，一字一句地苦练发音，歌词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咬”出来的。

天道酬勤。1963年5月中旬第4届“上海之春”音乐演唱会上，在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队和曲作者朱践耳的钢琴伴奏下，农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两首歌，后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播放，赢得一片喝彩。不久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向全国播出了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使这首歌得到广泛传播。

“其实，这首歌当年不是我首唱的，而是上海歌剧院的歌唱演员任桂珍首唱的，不过我听了这首歌之后非常喜欢，我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是在上海之春音乐会上（1963年）。”关于这首歌，才旦卓玛有着很多特殊的记忆，而且她还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说，《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是她的传家宝。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时代的符号，也不是每首歌都能被烙上时代的印记。如今，才旦卓玛常常挂在嘴边的还是：“我所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革命老前辈的的关怀，各族人民的支持。我要用歌声回馈大家。人可以退休，歌不能退休，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歌声。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会不停地把《唱支山歌给党听》唱下去。”

03

朱践耳寻找歌词原创者“蕉萍”

姚筱舟，笔名蕉萍，1933年3月9日出生在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1949年5月参加了解放军。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 1955年调到铜川矿务局，在焦坪煤矿工作了28年，1984年调到铜川矿工报社当编辑，曾担任过铜川市文联副主席。1993年3月离休。

《唱支山歌给党听》广泛传唱后，曲作者朱践耳从一封听众来信中得知，这首歌词的原作者不是雷锋而是一个叫“蕉萍”的人。

“蕉萍”是谁呢？朱践耳一直想了解歌词作者的情况。1963年秋，他通过多方查找，终于发现“蕉萍”在陕西铜川焦坪煤矿。于是便写信请煤矿帮着查找。焦坪煤矿赵炳儒书记也不知道谁是“蕉萍”，在一次大会上询问：“谁叫蕉萍？”没有人吭声。

“我不敢声张，这与我身世有关。我有十几个亲属都在台湾，一个叔叔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一个堂兄在国民党海军工厂任职。那年月，‘家庭出身’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找上门来的多半没有好事，因此我总怕别人找我。”

2014年6月7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编辑在铜川矿务局家属院专访了老作家姚筱舟。说起当初的创作经历，这位银发满鬓的老人有些激动。当天晚上有工友向赵书记“告密”说姚筱舟就是蕉萍。次日，赵炳儒派人把姚筱舟叫到办公室，见面就肯定地说：“你就是蕉萍，有人看见过你用这个笔名写稿子。”看这情形，再想隐瞒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姚筱舟胆战心惊地点了点头。矿领导笑着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承认的！”便把朱践耳的来信转交给了他。

姚筱舟写这首诗时，正“背时倒运”，刚受处分不到一年。1957年1月8日这天，因为管理不慎，取暖的火堆引燃煤矿竖井中的木柱，酿成14名井下矿工死亡的惨剧。尽管姚筱舟当天生病休息不在现场，但身为矿区技术员，当年8月还是受到了“撤职下放，管制劳动”的处分。

1963年5月间，姚筱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既惊讶又激动。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小诗竟然会成为众人传唱的名歌，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诗歌就被谱成曲又署上雷锋的名字。

04

来自采煤矿工顺口溜的灵感

20世纪50年代后期，那是“大跃进”时代，全国掀起了诗歌创作热，姚筱舟也来了写诗的兴趣。1958年3月的一天，他写了3首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其中一首，这首小诗就是从矿工们流传的顺口溜“共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中借用过来的。

姚筱舟当时将这首诗署名为“宜君焦坪煤矿蕉萍”，发表在1958年6 月26 日出版的陕西《总路线诗传单》（第8期）上。全文如下：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好像浮萍没有根；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随后，春风文艺出版社把这首诗歌编汇在《新民歌三百首》中。

然而， 不知从什么途径，雷锋看到并在日记中摘抄了姚筱舟的这首诗。雷锋摘抄时，将原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成了“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并将表现“大跃进”的第三段删除了。应该说，雷锋这一改一删是很精炼的，有点石成金的效果。

“蕉萍是我的笔名，我的真名叫姚筱舟。”已是耄耋之年的姚筱舟精神矍铄，笑容满面。他说，这首诗的其他几句都写得比较“顺手”，只有“鞭子”这个词，难为了他个把钟头。他的初稿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但反复斟酌，总觉得不够味，却又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句替换。心烦意乱中，随手翻阅一本小人书，偶然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拿着鞭子打几个长工的画面后，突发灵感，觉得用“鞭子”来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比“三座大山”更形象化，于是他提笔改成“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夺过鞭子揍敌人！”

姚筱舟回忆起50多年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创作经过，显得很激动。“当初我写诗时，没有想到它会成为歌词，当年这首诗的稿费为2元钱。谢谢雷锋，是他让我出名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身份“隐匿”两个年头后，1964年，《歌曲》杂志要登载《雷锋的歌》，中国音协通过组织渠道向陕西省焦坪煤矿了解此事，证明情况属实。于是《歌曲》编辑部发表时就用诗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作标题，词作者署名为“蕉萍”。这也是词作者第一次署姚筱舟的名字。

1964年，《唱支山歌给党听》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姚筱舟得到了奖励给他的一套《毛泽东选集》、４张丝织音乐家相片和奖状。

1965年3月5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雷锋》，开始在全国广大城乡放映。影片中的主题曲也采用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由胡松华演唱。

尽管《唱支山歌给党听》传唱很火，但在2000年以前，姚筱舟只收到过两次稿费，一次是上海唱片公司给他寄来的20元稿酬，另一次是一家杂志社给的8元稿费。自2001年以后，在朱践耳的帮助下，姚筱舟成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每年都能收到歌曲的著作版权费10000元左右。

1997年5月9日，在姚筱舟的记忆中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在跨越34年的漫长时空、穿越无数凄风苦雨后，“蕉萍”终于见到了朱践耳和才旦卓玛。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他们3人忘情拥抱，紧紧地握手。

05

姚筱舟50年的“入党梦”

2001年6月26日，新华社有一则电讯报道：曾唱遍大江南北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作者姚筱舟同志在迎接建党80周年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从1949年5月考入二野军政大学那天起，就渴望入党。1951年他随五十一师入朝参战时，向组织上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但因家庭出身的影响，他的入党梦一做就是50年。当终于实现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梦想时，他动情地说：“赤心五十载，一支忠诚歌。我心如歌！”

（选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2014年第7期赵乐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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