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期待新诗经过诗人之思，在我们生活的底部

于坚最初强调了“口语写作”认为那是诗歌回归常识的努力，口语写作把丰富的当下存在，也就是生动的日常周遭世界的经验和常识，日常生活里的情感经验、心灵世界等那些我们过去并不看重甚至认为没有诗意的存在，摆到了我们面前，而且显示出口语的质感，轻松幽默，活泼生动，体现出语言的能指部分。存在就是当下、手边的，诗意在口语中复活了存在，不再被时间遮蔽。实际上，于坚并非让新诗口水话，而是期待新诗经过诗人之思，在我们生活的底部，也就是当下的日常经验中、个人的生活世界里来获取诗性的最大可能性。于坚看到了白话口语对世界表达的丰富与多彩，但也感受到了口语写作的泥沙倶下“语言更直接、更浅白，口水化、段子化、广告化、新闻化、杂文化，匕首式，短、平、快”。这同样也造成了语言的退隐、意义的暄嚣和观念的泛滥，他认为这反而加深了新诗的边缘化存在状态，从而让诗歌远离故乡。诗人要返回汉语的故乡，应该通过诗人创作的汉语白话回到汉语的现场和荒原,让诗性现身。

诗歌应该是从日常语言中获得经验和活力，但口语不是诗，“诗是道在语言中的特殊呈现”，道在其中，它是语言的创造力导致的对人的心灵的感动。从这个地方出发，于坚开始更深刻地认识到汉字的神性力量，认识到汉语的模糊性和在场特征，并认为这是源自于诗歌的巫史传统。在古代，兴观群怨,诗是大块山水的自然，是道法自然的自然，诗无邪“放乡是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世界，那是古代诗人在场、立场，出场、所在地”。诗人在新的经验下和日常存在中，如何归乡？于坚感受到古典诗歌的雅意,但并不认为诗歌要复古传统，对传统做最恶劣的模仿，而是在白话中、在日常生活中呈现汉语的神性和诗性存在，表达当下的经验，擦亮语词的本来面目，直达事物的根部，把诗歌放在生活的下面。中国有着抒情言志的传统，传统语境的陈调总是让诗成为道具，而非自在的本体，于坚认为地震诗的狂欢就是例证，那是语言作为抒情工具的集体性的复活，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语言工具化，这只能让诗更幽昧而不自在，地震诗是让语言复归工具性，而非本体存在，这不是新诗的去处；但新诗也不能做西方译诗观念的传声筒，那同样也是工具,模仿他人永远找到归家的路。那是他者经验,他者经验是外民族生命存在的把握，它是参照而非自身，要擦掉蒙在汉语词汇上的灰尘，回到汉语原始的神话性上，用母语言说日常生活的神性，写作就是摈弃外部对生命的遮蔽、回到生命本源的过程，道法自然，道成肉身。新诗就是让汉语重新恢复自身存在的活力和呈现本体的存在。汉语诗性的复活应该是在日常经验里呈现汉字的原始魅力，诗意是诗人在自己创造的语言里现身、招魂。

由此，于坚还特别强调汉字的原初性的价值，象形表意，一字一意，字、形、意三者统一，字的原始性和神话性的意味永远存在着等等，这是汉字语义学的价值，也是新诗能够保持原初性和神话性的原因所在。在这一点上，学者杨义看到了这种复归的内涵：“语义是人对天地万象及其意义的认知与表达，汉字的结构和意义中蕴含着不少深刻的文化史脉络。”于坚特别看重字的原初意义，这构建了他诗歌的“直接就是”的语言表达方式,诗人的文字应该是恢复汉字本身的直接意味。这也促使他对曰常语言的表达有了更随心的贴近：守护母语，就是守常固本。所谓“母语”就是指自己生下来母亲所传递的生活语言，是诗人自己血脉里存在的语言，而非标准化的民族共同语，强调了基于个人的语言文字的鲜活性和生命力。于坚看到了诗歌的有根性和续接传统的可能性，这个“家”非习常流行、磨损殆尽的世俗化了的带有盔甲的语言，而是从人的本性生发出的一种本真语言，是汉字的原初意味，“是生命在生存过程中的自由创造，是人对于澄明之境的纯真体验，是诗人对于自然人生的诗意的表现”，是言外之言，是无声的宏响，所谓的“故乡”应该是道法自然的语言，是民族自身存在的正常表达,是个体生命里生长起来的活的语言，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这是一种有根的日常语言，是民族自己身体里生成的东西。于坚返乡性的思考是对诗歌工具性的批判，是对诗歌精神乌托邦化和风花雪月浪漫品格的抵抗，强调了诗歌的本体性存在。他的返乡，是返归富有活力的日常语言，返归母语的本源所在，而非传统远去的文化现场，抱残守缺，而是在当下“依树而吟”“新诗重返招魂现场”。那是用本源性的母语,也就是日常性的语言、生命的语言,为世界命名，为生命招魂，其诗歌的返乡带有基于母语本源和当下日常语言存在而立于大地的意味。

二、“在场”诗意何存

从本体论出发，于坚认为世间一切皆诗，诗意是存在的本质,诗意是天然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大地、世界、人生本来就是诗意的，诗意是先验的。没有诗歌它们也存在于诗意中。但这个诗意是被隐匿在自然中的，语言把诗意敞开”。他认为不能抽象谈论诗的好坏，我们必须在经过一首诗时，在一首诗的现场说它是一首诗，也就是进入诗的场。一首诗是语词的组合,这种特殊的组合所发生的关系产生了方向性，我们读出了意义，体验到情绪，诗意在说,在敞开，语言隐匿，生命存在。为了强调在场性，于坚强调了汉语和新诗的独特性。汉字书同文,但在声音方面，却保留了地方性，也就是保留了中国各地方原始的特点，为文本的填充预留了空间，汉语保持了神话诗性的魅力，非逻辑化，用法即意义“汉字一方面使汉语保持了神话式的隐喻性，一方面也保持着对世界最原始的直觉能力”于坚特别强调白话文是来自身体和日常生活的存在，既显示出其原始随意、蛮横表达的丰富活泼带有生命力的意味,也显示出带有偶然性、野怪黑乱的泥沙倶下的不加节制的放纵性意味，汉语保持着最原始的直觉力和经验性“白话是无数个人的语流的汇集”，所以“白话文释放的是存在于日常口语中的无文之诗”，白话诗也就呈现了自由的、充满活力的一面，它虽然是分行的，却又是即兴的、是非格律化的，它充分展示了新诗的音乐性在新诗中的天然存在，但也可以看出新诗和古典诗歌的差异之处：新诗是陈述的，它呈现了古代诗词无法表达的内容，带有很强的私人语感，它要把话说给别人听，是陈述“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语言敞开，诗性显豁，它是存在之诗。日常语言汇集了诗人的个体生命所在，言说即敞开诗意。

私人阅读使诗歌的诗性复活，但那只是诗歌单向度的复活。于坚强调了不仅仅要历史性的复活，而且新诗应该创造出一个适合于当下诗歌存在的空间性的场。每首诗既是一个场，也是一个仪式,“在仪式中，语言、声音、行为、作者、读者集体复活,成为一个祭坛上的由诗唤起的仪式”，他认为酒吧、咖啡馆是现代诗的招魂现场，诗是招魂的文字记录，诗人念诗是诗歌身体性的复活“念诗是使诗从文本进入仪式，从时间进入空间，是复活脚本空间性的时刻”这种时候是诗性最完美的现身，是招魂，是诗意在日常生活里最饱满的表达。可以说,于坚不仅注意了诗意在文字阅读中的在场，也注意了诗意的即兴存在和诗意的饱满存在，强调每次诗意的复活都是不可重复的演绎创造，强调了诗意瞬间存在的动感和丰沛。

念诗可以成为诗意存在的一部分，他认为念诗是心存当下，是母语的自然现身，是身体性的，构建了一个招魂的现场，是从个人的感受、体验出发，非历史地去呈现世界，诗人应该选择适合诗性显现的场所，念出诗歌的私人语感，这和字正腔圆的朗诵并不一样。朗诵有礼堂里的宣教意味，念诗是水井边的生命的日常存在，是身体和语言的自然复活。于坚重视诗歌在酒吧、茶馆等场域呈现新诗招魂的完美时刻。由此于坚对诗歌朗诵表达了强烈的敌意：“朗诵就是对诗歌很不高明的谋杀”。张桃洲认为于坚的这种思考是人为制造口语和书面语的对立,是强制性一笔勾销了朗诵所具有的全部意义“要求取消朗诵的论坛，表明他的理论思维是犬儒主义的”。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于坚看到的是朗诵声音的虚假性，认为其缺少来自母语的现场存在感，但他没有排斥念诗，他认为念诗是以心击之的身体在场，是语词、行为、空间的加法，构建了一个招魂的诗的现场,是诗意的在场。他在《便条集》中一如既往地表达着他对朗诵的反抗和排斥。

他认为朗诵是表演和公共宣教,使用表演情感的声音来消除诗性的存在，它缺少私人日常生活里的语感状态，是面向礼堂和广场，把诗当作意识形态的工具，用声音来鼓动听众，听众是被灌输的对象，朗诵让灵魂不再，诗意匿迹。新诗不属于广场和礼堂，它属于日常的存在，属于茶肆酒楼，诗歌是生命的自由自在的状态，它的传播也应该是随机的、即兴的而非刻意的传布和宣谕。每首诗歌应该在荒野中宣泄这种自由，所以一首诗是一个场，让每个词在生命的律动里复活“新诗的现代性就在于它可以创造一个布鲁斯那样的场”让诗意澄明、灵魂复活、心灵在场，得意忘言，返归对世界的陌生化体验当中。

他说“诗如何在，我只可以像一个巫师那样说话”,也就是不能脱离生发诗歌的生命场域。

在创作中，于坚也特别强调语言被创造成一个场的意味“追求一种内在的即兴性”、“注重诗歌中语词的独立性、自在性、音乐性的关系，空间关系，更注重场”，散发出民间生活自然存在的气息。而只有置身日常的生活世界，意有所随，心有所动，立于场中，才会有返魅式的体验，语言召唤，诗意自在。于坚对诗意的理解充满了动感性和生命的现场体验性，强调了诗意和日常存在是一种水乳交融的自在状态，它超脱不了自己生活的常态空间，当然也强调了语感的私人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