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一千多斤炭，可以推断出卖炭翁之前要砍多少倍重量的木柴，这些劳动换来的是牛头上的绫和红绡。据学者吴思考证，唐代以钱和绢为货币，宦官拿丝织品买东西很正常，问题在于给多给少。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当时中等质量的木炭每斤约1.5文钱，中等质量的绢价每匹460文。按此比价估算，千斤木炭价值3.3匹绢，而宦官只给半匹红纱一丈绫，折绢1.5匹，相当于打了4.5折。
《卖炭翁》是白居易50首《新乐府》组诗的第32首，陈寅恪称赞说跟杜甫的作品比一点也不惭愧。其他诗在结尾处都有作者的观点议论，这首没有。诗的前半阙写一个穷苦人的矛盾和希望，后半阙宫使出场之后再没有他的一点气息，憧憬、胆怯、悲哀、绝望连卖炭翁的一切痕迹都被权力干干净净地抹掉了，于是诗人也无声地留白。
白居易的理想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目睹了好友刘禹锡的被黜、宰相武元衡的被刺、经历了自己也被贬谪去江州的低谷之后，白居易中年之后渐以声色自娱。而后世对此颇有微辞：不是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吗？于是也有人认为白居易的悲天悯人只是道貌岸然，“你可以去泡妞，也可以让我们背你的《卖炭翁》，但你不能让我们一边背着你的《卖炭翁》、一边目送你泡妞吧？”
其实一直都存在两种不同的取向，一是“为人生而艺术”，一是“为艺术而艺术”。认为文艺诗歌应该济世救难的人，往往看不起诗人的伤春悲秋，嘲为无病呻吟；认为诗歌以审美为先的人，往往厌烦拿文艺当武器的道学面孔，更憎恶披着所谓诗歌外衣的宣传口号。似乎专注现实就无法抒情、感怀风花雪月就无暇济世救人，两者必然水火不容 。
但在大诗人那里，这种矛盾是不存在的。白居易既可以写“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记述民生疾苦；也可以写“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感慨直击人心；既能终生怀念初恋湘灵，“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人过六十也不避讳春药出场，“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他一眼见内、一眼见外；既能体察一己小我的风流雅致，也能对草根下层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放眼天才辈出的唐朝诗人群，白居易这样的其实罕见。
就《卖炭翁》而言，千余年来震撼人的并不仅仅是展示苦难关怀，也在于白居易展示关怀的方式是诗歌的方式：遣词造句平实无华，谋篇立意雅俗共赏。虽然写诗求老妪能解的传闻迹近附会，但白居易确实更关心诗能否为更多人所理解，而不像韩愈那样精心寻求艰涩字词和生僻典故。让更多的人读懂诗、以此推动社会进步，并不意味着诗歌的降级。
如果不把艺术仅仅理解为少数精英的自娱自乐，诗是可以同时既为人生也为艺术的，代底层发声的《卖炭翁》就是例证。时代虽然进步了，但人间疾苦却并未消失。无论是唐朝时的悲惨卖炭翁、还是当下的千万打工人，诗人的眼光只要不局限在自我的一方小天地里，总会看到许多沉默而挣扎的人。相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更难得的倒是穷也心系天下、达也独善其身。
主要参考：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商务印书馆
吴思《宫市模型：重读》，《炎黄春秋》2011年2期
蒋勋《蒋勋说唐诗》，中信出版社
二、大学城附近会建有广场，基本的娱乐场所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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