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

唐朝时，最大的文学明星，其实不是李白，不是杜甫，而是白居易。白居易，不仅是中国的文学明星，也是朝鲜半岛、日本乃至整个东亚世界的文学明星，是一颗汉文学的“国际巨星”。

“雪月花时最忆君”

1968年，川端康成（1899—1972）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代表作《雪国》《千羽鹤》《古都》。这是日本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也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个获得该奖的亚洲作家。

在当年末举行的诺奖颁奖典礼上，川端康成作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获奖演说。在这篇著名的演说中，川端康成介绍了在原行平、小野小町、紫式部、清少纳言、和泉式部、赤染卫门、永福门院、西行法师、亲鸾、道元禅师、明惠上人、良宽、一休、池坊专应、千利休、芥川龙之介等代表日本文化的名人，禅宗、庭园、茶道、插花、古伊贺陶瓷、书道、东洋画、和歌、物语等代表日本文化的事物，向西洋人展示了眼花缭乱的日本文化传统，一个琳琅满目的“日本的美”的世界。而其所宣示的“日本的美”的核心，尤在对自然美的敏锐感受，以及与之交织的人情之美。他用一句诗来概括和表达这种“日本的美”：

以研究波提切利而闻名于世、对古今东西美术博学多识的矢代幸雄博士，曾把“日本美术的特色”之一，用“雪月花时最怀友”的诗句简洁地表达出来。当自己看到雪的美，看到月的美，也就是四季时节的美而有所省悟时，当自己由于那种美而获得幸福时，就会热切地想念自己的知心朋友，但愿他们能够共同分享这份快乐。

这就是说，由于美的感动，强烈地诱发出对人的怀念之情。这个“朋友”，也可以把它看作广泛的“人”。另外，以“雪、月、花”几个字来表现四季时令变化的美，在日本这是包含着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大自然的一切，以至人的感情的美，是有其传统的。日本的茶道也是以“雪月花时最怀友”为它的基本精神的，茶会也就是“欢会”，是在美好的时辰，邀集最要好的朋友的一个良好的聚会。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演说，尤其是以上这一段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震动：川端康成这篇以向西洋人介绍“日本的美”为主旨的演说，用来概括和表达“日本的美”的诗句“雪月花时最怀友”（日文原文为“雪月花のとき、最も友を思う”），却恰恰来自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白居易集》卷二十五《寄殷协律》）。白居易诗句原作“雪月花时最忆君”，矢代幸雄、川端康成引用时，把特指对方的“君”，改成泛指朋友的“友”，更看作广泛的“人”，使其关涉范围更广，但基本意思不变。白居易此诗作于唐大和二年（828），距川端康成引用它的1968年，整整相隔了一千一百四十年！一句古老的唐诗，经过日本作家之口，在西方世界悠然醒转。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这样的引用，第一反应当然是巨大的自豪感：在这样一个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场合，川端康成却用中国的诗句来表达“日本的美”，这说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与此同时，白居易的这句诗，也像打上了耀眼的聚光灯，其中所蕴含的自然美和人情美，不禁让我们刮目相看，更多了一层新的体悟与感受。当然，心里也不免隐隐狐疑：矢代幸雄、川端康成知道它是中国的诗句吗？在这样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作为日本人这么引用合适吗？

但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作为中国人，我们知道这一引用的历史文化背景，那就是日本千百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受容。白居易诗歌从平安时期开始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只不过是这一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而矢代幸雄和川端康成的引用，则不过是这朵浪花的现代之舞。

白居易的这句“雪月花时最忆君”，与其上句“琴诗酒伴皆抛我”一起，以“联”的形式（平安文人欣赏汉诗的一种方式），收入大江维时（888—963）编的《千载佳句》（925—929）卷上“人事”部“忆友”类，又收入藤原公任（966—1042）编的《和汉朗咏集》（约1018）卷下“交友”类。这两部和汉佳句选集，是平安文人受容汉文学的指南和津梁，千百年来，汉诗佳句通过它们在日本广泛传播。但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流行选本中，都没有收入过白居易此诗（检索“中国基本古籍库”，清代以前选本似没有选入此诗的；清康熙时杜诏选《中晚唐诗扣弹集》，徐倬选《全唐诗录》，乾隆御纂《唐宋诗醇续录》，此诗始见收入，但这些大都是流传很少、无甚影响的选本。《佩文韵府》“君”字下收有此句；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一“香山律诗句法多新创”云云，首例引此联；宝廷集句有“相思相见知何日，雪月花时最忆君”之句；可见有些清人或比较熟悉此句）。这也许是因为，此诗虽有佳句佳联，全诗却不过平平而已；也许更是因为，即使其中的佳句佳联，也不过是“吟风弄月”而已。

风靡平安文坛的白居易诗歌

白居易诗歌传入日本以后，风靡了整个平安文坛，而同时传入日本的其他唐代诗人的诗歌，包括李白、杜甫的诗歌，则对平安文学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杜甫的文集甚至失载于反映9世纪末以前传入日本的汉籍之大成的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大小李杜的诗句均不见于反映平安文人趣味的中日汉诗文佳句及和歌佳句选集《和汉朗咏集》（约1018），而白诗佳句则占了其中唐诗佳句全体的三分之二以上篇幅。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最受欢迎的不是“为民请命”的讽喻诗，而是“吟风弄月”的感伤诗。也不是说讽喻诗就完全没有市场，比如当时也有辅仁亲王的《见卖炭妇》、藤原忠通的《卖炭翁》等，后来江户时期也有田能村竹田的《卖瓮妇》、坂井虎山的《卖花翁》等，但这些毕竟都不成气候。虽然后来日本的汉学家一再提醒国人：别沉溺于白居易的感伤诗，诗人自己最重视的其实是讽喻诗；也别一窝蜂地“粉”白居易，李白、杜甫在中国的地位更高……但日本的非汉学家们好像并不买账，矢代幸雄、川端康成便是现成的例子。

白居易的文学观原本是重讽喻、轻风月的，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批评梁陈诗“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批评李杜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亦不过三四十首”，自认为最得意之作是《新乐府》、《秦中吟》。但事与愿违，在唐代，他最受欢迎的却并不是讽喻诗，而是感伤诗和杂律诗，《长恨歌》、《琵琶行》尤其脍炙人口：“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当时喜欢他讽喻诗的只有三个人，不幸两个还刚喜欢上就死了，剩下一个元稹也因此“十年来困踬若此”，于是他不得不寄希望于千百年后。就此而言，平安时期的文学风尚与唐代殊无不同。

但宋代的文学风尚变了，诚如明人李梦阳所云：“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这一看法是否符合宋诗的实际是可以讨论的，但批评宋诗“薄风云月露”还是一针见血的。其时祝允明也曾断言“诗死于宋”，具体言之，“诗忌议论，而宋诗以议论为高”。祝允明所谓“议论”，其实也就是李梦阳“理语”之意。文学风尚的这一变化，本来符合白居易的“理想”，可以说他对未来的希望，在宋代终于变成了现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人又不满意白居易没有将讽喻进行到底，连篇累牍的都是迎合一般读者的通俗之作：“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他对李杜的批评绕了一个圈子，又被送还给了他。所以，《新唐书》的白居易传比《旧唐书》的大幅缩水，评价也明显绵里藏针，暗存讥讽。（新旧《唐书》白居易传的异同，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唐宋文学观的差异，最早得之于王运熙先生的课上。谨此说明，以志纪念。）

宋以后对于白居易诗歌的评价，总体上是宋式看法占了上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对白居易诗歌的评价上，还基本上唯宋人马首是瞻。1949年以后，曾把白居易誉为“人民诗人”加以褒扬；而矫枉者又以为，白居易留下的约三千余首诗中，只有百来首是“为民请命”的，其余都不过是“吟风弄月”之作，所以他称不上是“人民诗人”。其实两派意见的评价标准都是一样的：“为民请命”的才是好诗，“吟风弄月”则无甚价值。

是的，在中国，“雪月花”，或加上“风”的“风花雪月”，或去掉“雪”，加上“风”、“鸟”的“花鸟风月”，或者其简称“风月”（如旧时茶馆里张贴的“莫谈国事，只谈风月”），或者加上动词的“吟风弄月”……历来都是含有贬义的词语；而在日本，就像川端康成所阐发的，“雪月花”代表了四季与自然的美，是非常正面、优美、抒情的意象。日本当然也会有类似中国的载道文学观，尤其是在朱子学盛行的江户时期。如林鹅峰激赏辅仁亲王的《见卖炭妇》诗道：“林子曰：是效居易咏卖炭翁，句意共可也。卖炭妇，人人皆见之，然未闻咏之者。辅仁以亲王之贵，不赋红袖之妓，注心于破村贱妇，以风流之趣，匪啻弄花鸟而已，怜卖炭之斑白，其才识可谓高也。以是广推之，则有补于政教乎……以予见之，则此一首，与得长寿院妄费国用，岂唯天壤悬隔而已哉！”也讽刺了一意“弄花鸟”的现象，而主张诗歌要“有补于政教”。进入明治时期，小野湖山（1814—1910）的《论诗》诗也推崇白居易的讽喻诗：“诗人本意在箴规，语要平常不要奇。若就先贤论风格，香山乐府是吾师。”（《湖山楼诗钞》卷三）但这样的诗歌这样的评论，在日本文学史上不占主流。又，1878年6月2日，宫岛诚一郎（1838—1911）在与何如璋笔谈时说：“凡汉学之要，始于修身，终于治国，而所主常在道德。敝国学者之弊，或好谈论时势，或徒嘲弄风月，至学问之大要，漠然不顾，而不与政事关涉，宜哉为忧世者所排斥也。”其所言日本学者之弊，也指出了“徒嘲弄风月”的特点；而宫岛诚一郎本人，则表达了类似中国的载道文学观。但这同样不是主流的意见。

从川端康成的演说也可以看出，我们认为无甚价值的“吟风弄月”，在日本却结出了累累硕果，构成了“日本的美”的核心，使插花、茶道等等名扬世界，也让川端康成站上了诺奖领奖台。

其实，即使在中国的文艺（如诗词书画）中，“吟风弄月”也一向不缺少杰作佳构；即使宋人“主理”、“作理语”，“吟风弄月”也不过是换了个场所，在词里继续大行其道，为文人和世俗所钟爱；即使在今日的中国，人们最喜爱的白居易诗歌，一如唐朝，还是《长恨歌》、《琵琶行》等，而不是“为民请命”的讽喻诗。但古今主流的评价标准，却好像故意要闹别扭，每喜作矫情违心之论。就像白居易对自己的作品，“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自己硬要跟自己过不去——何必呢！

也许是时候了，让我们在主流的“为民请命”的价值之外，正视非主流的“吟风弄月”的价值，让中国文学更为丰富多彩，让中国文化更为博大精深。

顺便说一句，就白居易个人而言，两相比对，不得不得出结论说，他的真正知音，与其说是在中国，不如说是在日本。

天皇、大诗人和才女，都粉白居易

白居易的文集，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传到了日本。最初日本只有一部《白氏文集》，收藏在天皇的皇家图书馆里，外面一般的人看不大到。于是天皇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成了最初的“追星族”了。

藤原实兼记录大江匡房晚年谈话的《江谈抄》第四、林梅洞、林鹅峰的《史馆茗话》等，都记载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这里我们且来看看后者。“嵯峨天皇巧词藻，常与野篁成文字戏。”有个天皇叫嵯峨天皇（786—842，809—823在位），他很会作汉诗，巧于辞藻，经常与野篁一起谈诗论文。这个野篁是当时的一个官僚，也是和歌、汉诗都作得很好的一个人。“一日，幸河阳馆，题一联曰：‘闭阁唯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示篁。”有一天他们君臣一块出去玩，到了河阳馆，天皇就题了一联诗，给小野篁看。“篁曰：圣作恰好，但改‘遥’为‘空’乎？”小野篁一看就说，圣作很高明啊，但是那个“遥”字，我觉得改成“空”比较好。“天皇骇然曰：此句汝知之乎？对曰：不知。”天皇吃了一惊，说你知道这个句子吗？小野篁回答说不知道，今天是第一次听说。“天皇曰：是白居易之吟也，本作‘空’，今以‘遥’字换之耳。”天皇说，这是白居易的诗，本来就作“空”字,白居易诗原作“闭阁只听朝暮鼓，上楼空望往来船”，是我把它改成“遥”的，怎么就被你看出来了呢？“时《白氏文集》一部初传于本朝，藏在御府，世人未见之。”这证明小野篁的水平比天皇都高，能理解白居易用的“空”字，所以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还以为这是天皇自己作的诗呢，觉得应该用“空”而非“遥”字。“抑足下与白居易异域同情乎？可叹可叹！”然后天皇很感慨地说，你既然不晓得这是白居易的诗，那么就是与白居易英雄所见略同了，你跟白居易“异域同情”，是“同情兄”啊！最后，小野篁“莞尔而退”。

岛田忠臣（828—892）是日本的一个大诗人，有一首诗叫《吟白舍人诗》，其中说：“坐吟卧咏玩诗媒，除却白家馀不能。”意思是我坐着也念诗，躺着也念诗，但是我只念白居易的诗，别的诗我都不会念，也不想念。“应是戊申年有子，付于文集海东来。”下面自注：“唐太和戊申年（828），白舍人始有男子，甲子与余同。”然据白居易作于大和三年（829）的《予与微之老而无子发于言叹著在诗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戏作二什一以相贺一以自嘲》、《阿崔》，作于大和五年（831）的《哭崔儿》、《初丧崔儿报微之晦叔》、《府斋感怀酬梦得》诸诗（《白居易集》卷二十八），其子阿崔生于己酉（829）冬，而非戊申（828），三岁夭折，则岛田忠臣所言不确。不知其为无意算错，抑是有意靠拢？意思是自己生年与白居易的儿子相同，那么白居易那年生的也许是双胞胎，其中一个就是我岛田忠臣，带着《白氏文集》来到了日本。他觉得自己就是白居易的儿子，这当然是对白居易极表倾倒之语。

当然，《卖炭翁》这样的诗歌，也出现了若干模拟之作。如辅仁亲王（1073—1119）有《见卖炭妇》诗：“卖炭妇人今闻取，家乡遥在大原山。衣单路崄伴岚出，日暮天寒向月还。白云高声穷巷里，秋风增价破村间。土宜自本重丁壮，最怜此时见首斑。”大原山有多遥？京都东北部的小山，一点都不遥，但学白居易，不遥也得遥。“衣单”出于“可怜身上衣正单”，这个也是学白居易的。在日语里，“岚”（あらし）是猛烈的山风之意（大家都熟知的“岚山”，意思就是“山风猛烈之山”），出现在此诗里，算是“和习”（“和臭”）。稍后的藤原忠通（1097—1164），位至关白，地位显赫，却有“读《新乐府》”组诗，其中也有《卖炭翁》诗：“借问老翁何所营，伐薪烧炭送余生。尘埃满面岭岚晓，烧火妨望山月裎。直乏泣归冰沍路，衣单不耐雪寒情。白衫公使牵车去，半足红纱莫以轻。”也说“衣单”，也说“岭岚”。他们都学白居易的《卖炭翁》，却发展出了“卖炭妇”，又刮起了猛烈的山风，这个倒是青出于蓝了。

在白居易的日本“粉丝”中，才女也绝不甘落人后。平安时期两大才女，一个是清少纳言（约965—约1028），另一个是紫式部（约973—约1014）。紫式部侍奉彰子皇后，有时给皇后讲解白居易的《新乐府》。她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人说相当于日本的《红楼梦》，在现代日本的地位非常高。里面经常引用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长恨歌》。现代的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源氏物语》有《长恨歌》的浓重投影（其实早在江户时期，斋藤拙堂就这么说过了，见《拙堂文话》卷一）。白居易的影响从汉文学渗入了日语文学。

今日荐读

《东亚古典学论考》

邵毅平 著

ISBN：978-7-309-15777-2

内容

简介

所谓“东亚古典学”，顾名思义，与所谓“西方古典学”或“欧洲古典学”东西相对，互文见义。它以汉字、汉文、汉籍为载体，超越民族、国家、时代、学科而存在，故也应超越民族、国家、时代、学科来研究之，借以重构古代曾高度统一而现代却分崩离析的东亚古典学问的世界。简言之，正如西方古典学主要以古希腊文、拉丁文文献为研究对象，东亚古典学也主要以汉文文献为研究对象。

作者

简介

邵毅平，江苏无锡人，1957年生于上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攻中国古典文学、东亚古典学。著有《诗歌：智慧的水珠》《小说：洞达人性的智慧》《论衡研究》《文学与商人》《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中日文学关系论集》《东洋的幻象》《诗骚百句》《胡言词典》《马赛鱼汤》《今月集》《远西草》《西洋的幻象》及“朝鲜半岛三部曲”等十八种。译有《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宋词研究（南宋篇）》等多种。编有《东亚汉诗文交流唱酬研究》。为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作者之一。

购书指南：扫描以上任一二维码即可购买《东亚古典学论考》，亦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前往微店购买。

图书编辑 | 宋文涛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转载及合作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