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对古典诗歌的片面理解导致诗体自由化与规范化的极端对抗

浅析传统诗与新诗的关系新旧对抗：对古典诗歌的片面理解导致诗体自由化与规范化的极端对抗文刘康宁【摘要】：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有唐诗、宋词、元曲等辉煌灿烂的诗歌。阳春白雪的诗歌有骚、词、赋、曲等，下里巴人的诗歌有民歌、民谣、小调、弹词、大鼓词等，雅俗共赏的有打油诗等。历史留下了丰富的诗歌遗产，应该对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兼收并蓄，都留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百年新诗史上，却常常否定中国古代诗歌史上雅俗诗歌见存在的多和解少对抗的事实，将两者完全对立。这与现代诗歌的多样化、实用性特点是相左的，现代诗歌更需要个体与群体的和解、多样化与艺术性的和谐，更需要采用渐进的方式发展，这样才能促进中国诗歌的长久繁荣。【关键词】：新旧对抗；古典诗歌；新诗；诗体建设王珂在《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中认为新旧对抗：对古典的片面理解导致诗体自由化与规范化的极端对抗。我也认同他的观点，本文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新诗已有百年的历史，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特别是从数量上看，成绩更是巨大。如1988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年间是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但是，新诗也存在问题。在20世纪汉语诗歌（新诗）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奇特的现象：很多诗人年轻时诗兴大发，却越写越不知诗为何物，最后弃诗而去；很多是个研究者越研究越觉得“诗无达诂”，发现诗总是远离自己而去；很多诗人“老去渐于诗律细”，甚至重写古体诗。

很多流派、诗潮、诗体都只领风骚三两年，如昙花一现．．．．．．原因是新诗一直处在诗体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特殊生态中，20世界新诗的文体建设太薄弱，经历了一条十分曲折的诗体构建之路，诗体建设总是呈现“建设难”、“定型难”、“规范难”的状态。新诗经历百年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文体自发阶段，或从问题自发到自觉的过渡阶段，或幼稚的文体自觉，并未真正进入成熟的文体自觉阶段。建立起成熟的诗体，使许多诗人、读者、研究者都不知道“新诗为何物”。钱理群在探索新诗诗人为何“回归”写旧诗时说：“和充分成熟与定型的传统（旧）诗词不同，新诗至今仍然是一个尚未成型、尚在实验中的文体。因此坚持新诗的创作，必须不断地注入新的创造活力与想象力；创造力稍有不足，就很有可能回到有着成熟的创作模式、对本有旧学基础的早期新诗诗人更是驾轻成熟了的旧诗词的创作那里去。”郭沫若也认为，他进入中年以后，当诗潮涌来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形式表现意境只好被迫选择旧诗体。在中西诗歌创作史上，诗都有一个内容被赋予形式的过程。人的追求自由的本能，要求打破形式的羁绊，艺术的自主性要求诗人必须遵循特定艺术的形式，使诗一直在对形式的“破”与“立”的矛盾中运动，使诗最终成为“文质彬彬”式的内容与形式的混合体成为理想。

然而实现这个理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优秀的形式，都有一个产生、繁荣、萧条的过程。文言类古代汉诗的形式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定型和准定型的诗、词和曲。准定型的古体诗平仄、句数不定，形式大致确定，代表诗体有四言古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和杂言古诗；定型体的近体诗的平仄、句数一定，形式完全确定，代表诗体有四句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八句的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十句以上的五言排律，还有少量的六言绝句、七言排律等诗体。不管这些形式多么完备，最后都会受到诗人的厌倦和新兴诗体的挑战。虽然从元代起就在民间出现了与古典格律诗体不同的散曲，内容更大众化，一些民间语言成为诗家语，但是诗的形式，特别是以音乐美为代表的格律形式并无多少改变。元明清时代的正统诗坛的诗体并无多大变化，到了晚清，一些诗人已经忍无可忍，不仅出现了“汉魏六朝诗派”、“晚唐诗派”、“宋诗运动”的支流，“同光体”等想以古救新的改良运动，还出现了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的“诗界革命”，倡导写既要有古人风格，也要有新意境、新诗句的汉诗，一些口语及外来音译新名词也可以入诗，可是汉诗形体并未有大的破坏，实质上只是改良汉诗。真正的诗界革命是继之而起的“新诗运动”。

白话类汉诗虽然也有准定型诗体，如民歌、新歌和如十四行诗的改化诗，但近百年流行的新诗大都是非定型体。百年新诗几乎一直处于“律化”与“自由化”的极端对抗及相互取代的运动中，只在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歌中两者的对抗性有所减少。尽管整个世纪都是自由诗占优势，但是很多新诗诗人都有将其定型的愿望，很多诗人先写自由诗，后来逐渐想“带着镣铐跳舞”写现代格律诗（又称“新格律诗”），甚至放弃新诗转而写古体诗原因是这些诗人在“自由”的创作中意识到，即使是游戏也应该有一定的规则，了解到诗体并非无形物，中外诗歌都有一定的文体形式。“现代格律诗虽然讲究有规律的节奏，有规律的押韵，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东西，写现代格律诗要比写旧体诗词容易得多了。有些习惯了自由诗体的诗人不是在无意之间也写出了符合现代格律诗要求的作品么？”如艾青诗歌的文体走向是从自由体到半格律体。有的学者指出，在抗战时期，“艾青全力倡导诗的散文化，他使散文化的诗，或诗的散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早期的自由诗也在无意之中写出了带有一定格律的诗句，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这些诗句的顿数相同，具有“句的匀齐”的特点。他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起现代汉语格律诗，如1957年10月出版的诗集《海岬上》，其中《泉》的第一个诗节：“你唱的山歌/远近都闻名/听你的歌声/比泉水还清”。如果说这节诗有民间格律形式，他在日写的《珠贝》更是具有20年前新月派诗人倡导的新格律诗的改良：“在碧绿的海水里/吸取太阳精华/你是彩虹的化身/璀璨如一片朝霞//凝思花露的形状/喜爱水晶的素质/观念在心里孕育/结成了粒粒珍珠”。他还将外国诗歌和古典汉诗的某些诗体形式合为一体，形成现代汉语诗歌的新诗体。臧克家在1961年九月提出了诗应当精炼、大体整齐和押韵。闻一多先写自由体诗后写新格律诗。自由体诗的最大倡导者郭沫若早期诗作，都是不拘形式、极端反对格律形式的自由诗，但是他们后来都用现代汉语写有一定格律形式的诗。徐志摩早期的诗也带有浓厚的散文化倾向，最早还写散文诗，他的诗歌也是倾向于自由诗的，如蓝棣之所言：“他多诗歌特征的理想是‘分行的抒写’，是散文的分行抒写。”不久却成为新格律诗的主要倡导者。戴望舒是20世纪30年代倡导无韵自由体诗的代表诗人，他在40年代创作诗时也用起脚韵来．．．．．．现代格律诗，在百年新诗史中一直受到一些诗人，特别是中老年诗人的青睐。

中国的20世纪是以革命为主旋律的世纪，在新诗的三大源头外国诗歌、民间歌谣和古典诗歌中，古典诗歌似乎很不走运，一开始就成为革命的对象。20世纪也是一个无产阶级大革命的世纪，为大众而艺术的文艺方针长期存在，世俗化的“平民的文学”流行于整个世纪。对于继承传统的片面理解，出现继承方针上的时“左”时“右”，要么极端地革命，打倒传统，割裂旧诗；要么恋旧保守，极端地反对新诗，这两种极端给新诗发展，特别是诗体的建设带来了负面影响， 使新诗建设要么白手起家要么完全照搬外国诗体，要么沿袭古代汉诗诗体的极端 境地，三者之间特别是新旧之间总是多对抗少和解。于是新诗诗人对旧诗也就持 有敌对态度和极端革命认识，这不仅是特定历史造成的，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 正是文化激进主义甚至政治革命的产物，而且源于新诗诗人对古代诗歌的误读。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误以为千年汉语诗歌诗体的演变不是渐变的，并没有真正弄清格律在诗 中，特别是在古代汉诗的作用，新诗也就采取了破旧立新的“大创体”方式。根 本没有看清新诗和旧诗的出发点不同在哪里。被称为20 世纪20 年代唯一能用外 语写诗的叶公超，他是公认的英美诗歌的权威，在1937 月的《文学杂志》创刊号上撰文说：“新诗人不妨大胆地读旧诗。

我并且感觉新诗人应当多看文言 的诗文，就是现在人写的也应当看。我的理由是：一，我们希望诗人的意识扩大， 能包括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现阶段的知觉；二，旧诗文里有许多新诗的材料。” 尽管20 世纪新诗通常是以旧诗的极端对抗的姿存在的，实质上却受到旧诗的消 极与积极的两方面影响，这种名不正言不顺地片面继承传统的生态，反而妨碍了 旧诗成为新诗最重要的诗歌资源。 二是认为古代汉诗诗体总是一元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基础诗体，特别是 格律诗诗体是最大的垄断诗体，已经形成了“文体的专横”，不但严重束缚了诗 人的创作自由，也影响了汉诗诗歌的健康发展。因此，新时代应该有新诗体，20 世纪就应该以自由诗为代表的诗体，不允许古体诗，甚至用现代汉语写的古体诗 的存在。这种极端的理解是没有其存在的土壤的。纵观古代诗体的演变，尽管中 国诗歌的确有“唐诗、宋词、元曲”这样明显的演变轨迹，即在某个时代确实有 主流诗体，也有辅助诗体；总是诗体的规范与自由相辅相成的，既有格律严谨的 诗体，也有形式较松散的诗体；汉诗诗体的演变也总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而 且诗体之间既有相互取代，又有相互交融。 总之，20 世纪的“新诗革命”，主要是革古代汉诗的“命”，特别是极端“仇 视”格律形式，所以提出的革命口号是“新瓶装旧酒”。

只认识到限制形式、规 范诗体导致了古诗的衰落，并没有认识到正是相对规范诗体，使诗人有了统一的 游戏规则，可以有效地调整两者的极端，创作诗的繁荣。更没有意识到人类历史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的人类进化规律，承认任何一种 优秀的诗体都有被历史淘汰的必然结局，却不能因此否定旧的汉诗诗体的一些价 值，更不能否定建立诗体对繁荣诗歌的积极作用。导致自由诗最后不知诗为何物 的地步了，没有了游戏规则，也就没有了游戏存在的意义。这便是本文对新、旧 诗对抗的简单思考。 【注释】: [1]周晓风．新诗的历程1919—1949[M]．重庆出版社2001 年版第一页 [2]王珂．新诗百年诗体建设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4 年版第一页 [3]钱理群．“论现代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诗探索》[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9 年版第二期第101 [4]邹绛．中国现代格律诗选1919—1984[M]．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0 [5]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M]．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6]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M］．华夏出版社1994 年版第31 [7]陈子善编选．“论新诗”叶公超批评文集[M]．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2 【参考文献】：周发祥、史史义．主编诗学探索：人文视野[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编．新诗评论2007 年第一辑（总共5 集）[M]．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7 年版 张岳琦、张听主编．诗词格律简捷入门（上册）[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年版 王珂．新诗百年诗体建设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4 年版 骆寒超．20 世纪新诗综论[M]．学林出版社2001 杨怀周．论诗的“以旧促新”与“新旧并重”［Ｊ］．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3 年04 钱理群．论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Ｊ］．《诗探索》．1999年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