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睡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胡适和徐志摩是朋友，做为新文化运动的两位领军人物，他们对白话诗的讨论，见证了那个时代新旧交替时的迷茫与探索。（因为那个时代语言方式与如今区别较大，阅读需要耐心。）

胡适（左）徐志摩（右）

徐志摩和胡适成挚友是他1922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的事。次年十月胡适到上海一趟，常和徐与郭沫若论诗。继而他们几个朋友一起去杭州玩了十天，一起泛舟，游西溪，看日出。率真的徐志摩带出了胡适童稚的一面。胡适写道他们有一晚到了平湖秋月，“人都睡了。我们抬出一张桌子，我和志摩躺在上面，我的头枕在他身上，月亮正从两棵大树之间照下来，我们唱诗高谈，到夜深始归。”

胡适日记上说他读了徐新近写的《天宁寺闻礼忏声》非常高兴：“志摩与我在山上时曾讨论诗的原理，我主张‘明白’、‘有力’为主要条件；志摩不尽以为然。他主张 是一个要件，但他当时实不能自申其说，不能使我心服。十二日我在上海沧州旅馆时，他带了一首《灰色的人生》来，我读了大赞叹，说‘志摩寻着了自己了！’……英美诗中，有了一个惠特曼，而诗体大解放。惠特曼的影响渐被于东方了。沫若是朝着这方向走的；但《女神》以后，他的诗渐呈‘江郎才尽’的现状。余人的成绩更不用说了。我很希望志摩在这一方面做一员先锋大将。”

胡适倡导文学革命，这运动的争论核心是能不能用白话文做诗。据他《逼上梁山》一文说，他和赵元任1915年讨论中国文字为何难教，就认定了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梅光迪路过康奈尔大学时力驳胡适此观点，愈驳愈激烈，胡适便提出中国文学必须革命。次年任鸿隽与友人在康奈尔附近的湖上摇船，遇风浪船翻了大家湿了衣服，作了一首四言诗寄给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院的胡适，用了几个“死”字，引发胡适去信批评；而在哈佛的梅光迪则替任鸿隽抱不平，给胡适写信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任鸿隽写道：“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笔战数月下来，胡适厘清了自己对白话文学的想法，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革刍议》。

胡适于1923年初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说近来白话短篇小说已很有成绩，鲁迅屡有佳作；散文很进步，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戏剧和长篇小说成绩最坏，因仍没有人尝试。对新诗是这样评估的：“白话诗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诗体初解放时工具还不伏手，技术还不精熟，故还免不了过渡时代的缺点。但最近两年的新诗，无论是有韵诗，是无韵诗，或是新兴的‘短诗’，都很有许多成熟的作品。我可以预测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

此前胡适对个别诗人的白话诗评论相当苛刻：“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沈尹默初作的新诗是从古乐府化出来的……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也是从词曲里变化出来的，都带着词或曲的意味音节……能偶容纳在新诗里，固然也是好事……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但是读起来自然有很好的声调。”（《谈新诗》，1919）对于自己，胡适说：“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在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天足的女孩子们跳上跳下，心里好不嫉羡。”（《尝试集》四版自序, 1922) 然而他觉得那些少年诗人的作品并不成熟：“（汪）静之是少年诗人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又是未免有些稚气，又是未免太露……”（《蕙的风》序，1922）“康白情……受旧诗的影响不多，故中毒也不深……尝试的时代工具不能运用自如，不免带点矜持的意味……山哪， 岚哪／云哪，霞哪……竟成了新诗的滥调了。有些诗陷入‘记账式的例举’……（俞平伯） 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表现力薄弱，有些偏加上哲学调子的话，画蛇添足。平伯最长于描写，但偏喜欢说理…… Burns并不提倡民众文学，然而他的诗句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不是‘理智化’的诗人做得出的。”（《评新诗集》，1922）

从他具体的评语可看出，胡适理想中的白话诗必须摆脱旧诗的格律，不一定押韵，句子可以长短不一，但读起来必须抑扬顿挫自然动听；既不能矜持，又不能太露；最忌滥调，记账式的列举或太理智化；最好能风行民间，念在口里，沁在心里。这何谈容易！然而徐志摩有几首白话诗达到了胡适的理想！

胡适是喜爱旧诗词的，虽提倡白话诗，要证明用白话也能写出好诗，对旧诗词却仍恋恋不舍。原来徐志摩之所以没有受旧诗词“中毒”，没写缠过足的白话诗，是因他根本不会做旧诗词；对他来说词往往是炫人耳目的把戏。他刻意远离词，害怕沉溺在奇巧纤丽的词藻里自己作诗会矫揉造作起来。

胡适鼓励徐志摩研读宋词，是因他领悟到新诗和宋词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他也许并没意识到刚刚兴起的留声机所播放的“时代曲”，与新诗和宋词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他另一位好友赵元任在这方面就比胡适更先进，兴致勃勃地为胡适的白话诗谱曲，也为徐志摩的《海韵》谱曲。刘半农写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经赵元任谱曲后风靡一时。

此后徐志摩和胡适一同办新月书局和《新月》月刊，这里就不必赘言了。

徐志摩1931年尾逝世。那一年，他到北大教英文，和陈梦家等创办《诗刊》季刊，又在北平女子大学兼职。陆小曼不愿离开上海，他只好北平上海两头跑，在北平时借住在胡适家。胡适三月的日记有这么一则：“晚上与志摩谈。他拿T. S. Eliot的一本诗集给我读，我读了几首……丝毫不懂得，并且不觉得是诗。志摩又拿Joyce 等人的东西给我看，我更不懂。又看了E. E. 的 is5，连志摩也承认不很懂得了……志摩说，这些新诗人有些经验是我们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平常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作品。我想，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特殊经验，到底他们不曾把他们的经验写出来。志摩例举现代名人之推许T. S. Eliot，终不能教我心服。我对他说：‘不要忘了，小脚可以受一千年的人们的赞美，八股可以笼罩五百年的士大夫的心思！’”

如众周知，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时爱上了林徽因，决意和结发妻子离婚；怎知林徽因要接受父亲替她安排的婚姻，嫁给徐志摩恩师梁启超的儿子。徐志摩即把感情转陆小曼，把她想象成完美的伴侣，求胡适说服父亲让自己和离了婚的陆小曼成婚。不料婚后娇生惯养且多病的陆小曼不得公婆意，且染上鸦片瘾，加以徐家财力骤然衰退，两人便不断发生摩擦。

相信胡适为曾替徐志摩追求陆小曼推风助浪是很内疚的。徐志摩十一月飞机失事身亡，他震惊悲恸之余写悼文，重点居然是替死者的第二次婚姻辩护，说：“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继而胡适写了一首诗，描述他怎样在书房含泪不忍推开徐志摩心爱的猫，连同一封写给徐志摩却未完成的信，交给《大公报》发表：“我读了《诗刊》第一期，心里很高兴……新诗前途乐观，因为《诗刊》的各人抱试验的态度，这正是我在十五年前幻想提倡的一点态度……梁实秋给你的信（创刊号），我读了颇有点意见……实秋说：‘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我当时希望——我至今还继续希望的是用现代中国语言来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诗……”

胡适在文后附了几句：“收信的志摩已死去二十天了。我今天检看原稿，不忍再续下去了……”他赶紧发表此信，无非要强调徐志摩的“失败”并不能掩盖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没有白话文学，也许就没有五四运动。年轻人能够用现代的语言表达思想和感情，促使他们一下子摆脱了许多旧时文人惯有的思维与习气，加强了对自己感知的信心，新思想才得以迅速地蔓延；即便是鲁迅，也是改用白话写小说才触动到广大读者的。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事事须自己摸索，而文学是他们在新旧两个世界间一起研讨航线的工具之一。徐志摩之死，对胡适来说，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位文坛爱将，更痛失一个同舟共济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