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记忆）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部落——额尔古纳湿地_散文

在额尔古纳湿地等到了太阳落山后，我们踏着夜色赶往根河。夜路一片漆黑，但我知道，我们又从草原回到了森林。

根河，是一条河的名字，它是额尔古纳河最大的一条支流，蒙古语“葛根高勒”，意思是“清澈透明的河”。而它最先流过的这个市镇，也因为河流而得名。

根河据说是中国最冷的地方。2009年最后一天的凌晨，这里出现了-58℃的极端低温，比最北端的漠河还冷。从此，根河被冠以了“中国冷极”的称号，而漠河就只能是“中国北极”了。

这是去根河的路上，满喜师傅跟我们介绍的。但其实我先前对根河最深刻的印象，是另外两个。

一个是根河湿地。根河水迂回蜿蜒，流经两岸草地丰美、灌丛繁茂，是广袤而壮美的湿地沼泽。曾经它们沐浴在金秋阳光中，色彩如锦缎般斑斓的画面，在第一眼看到的那刻就把我深深吸引住了，并且时不时地在每年秋天来临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不过，因为湿地在地理位置上属于额尔古纳市，现在它的名字已改为“额尔古纳湿地”了。

第二个，便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族部落，中国最后的使鹿部落。那一年因为计划去呼伦贝尔而读过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那奔流而清澈的河流，茂密而葱郁的森林，伞一样的撮罗子，吃苔藓的驯鹿，以狩猎为生、一生迁徙着的鄂温克人。书中遗世独立的世界，从此成了我的一个梦境。

第二天一早，便去了根河西郊的敖鲁古雅原始部落。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族支系雅库特人的一个部落。四百多年前，他们从贝加尔湖勒拿河一带迁徙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大兴安岭的森林中，饲养驯鹿，信奉玛鲁，住撮罗子，过着迁徙、狩猎的生活。

新世纪伊始，被砍伐过度的大兴安岭开始封山育林、禁止捕杀野生动物了，敖鲁古雅人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猎枪，带着驯鹿走出大森林，寻找并试图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这个民族从森林被迁到城镇定居的历史性改变，便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故事开始讲述时的背景。

我们走进他们的林子，最先就到了驯鹿苑。

这里养着大大小小七八只驯鹿，大都顶着硕大的鹿角。但是它们的脑门上都被套了一根一头系在树上的带子，只能围着一棵树打转，不能走太远。忽然间，就有些心疼。询问管理鹿苑的鄂温克大叔，他说因为正好是驯鹿的发情期，所以这段日子，它们脾气暴躁，喜欢打架，前不久还用鹿角撞倒了一位游客，所以不得已白天只能把它们系住，晚上再解开。

果不其然，有两只驯鹿，一只的鹿角折断了一半，一只的鹿角全断了，大叔说就是打架给打断的。

如若不是考虑到游客的安全，鄂温克人怎么舍得绑住他们的驯鹿呢？“驯鹿一定是神赐予我们的，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 驯鹿是鄂温克族人最好的伙伴，它们负载重物，浑身是宝，是猎人的帮手，而不需要人过多的照顾。驯鹿喜欢吃森林里的苔藓和石蕊，也啃食桦树、柳树的叶子和林子里的嫩草、蘑菇。曾经在大森林里，为了让驯鹿总是能吃到新鲜的苔藓，鄂温克人总是不停地，不停地搬家。

而现在，养在鹿苑里的驯鹿，只能吃主人帮它们采集来的苔藓。它们也不用佩戴鹿铃了，以前，鹿铃声是吓唬森林里的狼的，是让主人能循着铃声找到它们的，而在定居点，鹿铃也没必要了。

但我们仍然可以走进驯鹿们，摸一摸它们柔软的毛。如果拿着苔藓靠近它们，它们会慢腾腾地抬起头，凑过来吃掉你手掌里的苔藓。就像书里写的一样，驯鹿真的是性情最温顺，最能亲近人的动物了。

一头正值发情期，脾气非常暴烈的公驯鹿。

驯鹿王，年纪比较大，非常温顺。

除了驯鹿，这里还有鄂温克人传统居住的房子，希楞住，也叫“撮罗子”。用二三十根剥了皮的落叶松的粗壮树干，一头聚集在一起，另一头散开成圆形，搭成圆锥状，再在上面苫上桦树皮或兽皮作为遮盖（现在都用帆布了），顶上留出排烟的圆孔，里面就是他们的家了。那些伞似的撮罗子一个个地立在落叶松林里，金色的松针落下来，铺满了它们的帆布围子，安安静静地，就跟标本一样。

鄂温克人传统居住的房子，希楞住，也叫“撮罗子”。

距这里几百米远就是鄂温克人的定居点，新的敖鲁古雅乡。2003年，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整个儿地，从原来满归北部敖鲁古雅河边的森林迁到了根河西郊这个新建的定居点。这里统一规划、建起了仿北欧式的三角屋顶的小木楼，开辟了鄂温克族文化博物馆，以及纪念品商店。

然而，在这个步入淡季的秋天，博物馆并没有几个游览者；那一栋栋漂亮如童话般的欧式小楼整整齐齐，却也冷冷清清。不知道有多少屋子里住着鄂温克人。

《额尔古纳河右岸》里，九十岁的鄂温克老人这样说道：“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我的眼睛会瞎的；我的驯鹿没有犯罪，我也不想看到它们蹲进‘监狱’。……我一直呼吸着山野清新的空气，如果让我去闻布苏的汽车放出的那些‘臭屁’，我一定就不会喘气了。”

搬迁之初，习惯森林的鄂温克人们并不适应山下的定居生活；而比他们更不适应的，是他们的驯鹿。它们无法忍受圈养，也无法忍受没有新鲜的苔藓，接二连三地病倒。于是，不管政策如何，猎民们还是带着他们的驯鹿，又回到了山林，继续他们与森林、与驯鹿为伴的生活。

但还是有一部分鄂温克人留在了乡里。猎枪上缴了，森林禁止砍伐了，野生动物被保护了，他们，已经回不去了。不管是妥协，还是无奈，他们都不得不从原来纯粹简单的狩猎生活去接受森林之外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

在新的定居点，原来的鄂温克猎民们转向旅游的接待，他们饲养驯鹿、制作与销售手工艺品、经营民宿。自古与森林为伴的鄂温克人天生有与动物亲近的能力，林里的小动物们丝毫不怕他们。他们也常常把瓜果撒在树桩上，林鸟来了，大尾巴松鼠和小花栗鼠来了，忙不迭地把瓜果往嘴巴里塞。不怕人的小鸟更是会飞到他们的手上来啄那些食物。他们只是温柔地看着这些调皮的小家伙们，带着他们所有对森林的爱与思念。那个时候，他们也一定会想起森林里的那些大家伙们，鹿，黑熊，犴达罕。

在定居点劳作的鄂温克人

丝毫不怕人的松鼠和花栗鼠，拼命地往嘴巴里塞吃的。人走近它也不会逃走。

驯鹿苑不远还有一个狍子苑。狍子是一种小型的鹿科动物，也是最“呆萌（sha）”的一种鹿。

驯鹿苑里，落叶松的叶子已落了大半，地上铺了厚厚一层松针，踩上去像松软的地毯。清透的日光穿过树枝，在满地的金黄上落下细细的斑驳的黑影。林间寂静，只有偶尔风轻拂过松针的声响，温暖的光在森林中缱绻、蔓延。仿若依然与世隔绝。

中午时分，驯鹿们都趴下或横躺着休息了。

离开敖鲁古雅的鄂温克部落，我们从根河一路往北，行驶在大兴安岭的森林腹地。公路旁就是牙林铁路的漫长铁轨。这里是北国最大的森林与林场，曾经全中国建设所需的木材，很大一部分都是沿着这条铁路，离开大兴安岭运送至全国各地的。从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全国修铁路的枕木，大部分都产自大兴安岭。

21世纪初，开发采伐了六十多年的大兴安岭的各个林场陆陆续续地放下了斧锯，最终在2015年4月，全面停止了商业性采伐，从此封山育林。连同那十几万曾经艰苦劳作在深山老林里的伐木工人，这些森林里的铁路，也从此告别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我慢慢地走在铁轨之间，踩着脚下青色的石子发出沙沙的声响。两侧和铁路延伸的远方，都是直直挺立的树木。这里气候偏冷，不要说白桦、山杨了，就是落叶松的叶子都已落了一半、枯了一半，森林和原野都带上了一些落寞和萧索。

穿过大兴安岭的公路

路过的这些道口，没有栏杆，也没有管理员。我们在铁轨上逗留，也不必担心会用火车驶过来，因为现在，每天只剩下了一趟火车会孤独地从这里开过。

我们沿公路路过金河，路过牛耳河，也路过了一个个小小的车站，它们如此孤单、如此寂寥地站在静默无声的森林深处，让我忍不住怀疑，会有人在这里上车、下车吗……曾经的忙碌、曾经的人来人往都已随时间逝去了，只留下林间的风，还眷恋地时不时地经过这里。

经过阿龙山的时候，满喜师傅指着公路偶尔分出的小道说，那山里面有敖鲁古雅的猎民点。说完，他小声地嘟囔了一句：“山下的那个房子，他们哪里住得住呀。”

原来就在那里的山上啊，我在心里想。当年敖鲁古雅乡集体搬迁到根河统一规划的新房子后，一部分无法习惯城镇生活的猎民，带着同样不习惯的驯鹿回到了山上。政府只好又在山上设置猎民点，刚开始是5个，后来分成了13个，来安置那些不愿意下山的鄂温克猎民。

使鹿鄂温克族的文化已经在改变。老一辈的人“固执”地坚守他们传统的生活，即使已不能打猎，但只有森林才能满足他们骨子里的自由自在，他们的血液，是要流淌在大森林里的，他们的灵魂，是要沐浴森林里的雨雪风霜的。然而，年轻一代不想再上山养鹿了，他们在山下定居，从事其他的营生，并且开始说汉语。狩猎和森林已经失去，兽皮衣、撮罗子、桦皮船都进了博物馆，在现代文明碾压着前进的车轮下，对于驯鹿，对于鄂温克猎民，成为历史的记忆，似乎成为了他们的宿命。

我们并没有沿着那些小路去寻访猎民点。毕竟，鄂温克猎民传统的森林生活中，并没有“被其他文明的陌生人参观游览”这一项。减少外人的打扰，或许是对他们最大的善意和尊重。

因为偏冷，落叶松的叶子都枯黄了，森林和原野都带上了一些落寞和萧条。

沿着204省道，渐渐靠近满归。

山里的太阳落得快，到达满归时，夕阳已经躲到山后了，山与天的交界又染上一层温柔的玫瑰红色。满归，已是呼伦贝尔的最北端，再往北140多公里，就是中国最北的漠河。

北国的秋天已经快走到了尽头。十多天前这里已经下过了一场雪，秋叶早已凋落，森林间倒着无数粗大的白桦树。满喜师傅告诉我们，因为白桦树的叶子还没落就下雪了，所以承受不了沉重的积雪，很多树被压塌了。

原始森林里，总是有很多风折树和雪倒树，这是大自然更迭交替的规律。不知道一种文化被另一个文明同化、淹没，是不是也是大自然更迭交替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