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野史记载，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种古怪的风俗，凡事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
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于是将帅出征在外，凡麾下将士有功，就派他们给君王送好消息，以使他们得到提
升；有罪，则派去送坏消息，顺便给国王的老虎送去食物。花剌子模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
事所具有的说明意义，对它可以举一反三。敏锐的读者马上就能发现，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行，以
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另外，假设我们生活在
花剌子模，是一名敬业的信使，倘若有一天到了老虎笼子里，就可以反省到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传输了坏消息。最
后，你会想到，我讲出这样一个古怪的故事，必定别有用心。对于最后一点必须首先承认。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者的形象和花剌子模信使有相象之处，但这不是说他又被吃掉的危险。首先，他针对研究对
象，得出相关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中国的
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
界的前途依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马寅初。五十年代，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认
为，只要把马老臭批一顿，就可以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后来才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假如学者能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
河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
个发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
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的一位顾问，连夜表示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发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
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问题不再出现同
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
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
君王类的人。
假设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消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是
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但是这个道理有一定的复杂性，不
是君王所能理解。再说假如能和他讲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总是对的，臣民总是不对。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
民就得适应这种现实。假如花剌子模的信使里有些狡猾之徒，递送坏消息时就会隐瞒不报，甚至滥加篡改。鲁迅先
生有篇杂文，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的遭遇，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据我所知，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他们
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由于日夜提防，就进入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心态，乃是深度压抑
所致。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危机，我以为主
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的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
都没有了。
我个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
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
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
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
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是治史的原则，而是党
性的原则。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
西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苦心。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提出
了“仁者无敌”之说，有了军事效应，和林彪的“精神原子弹”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
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何况对于君王来
说，“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因为这个原因，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
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看着逼人的脸色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必须说明的是，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
这一点我还有把握。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
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首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放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
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
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买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
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这种压力
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这是狡猾的例子——罗素曾写了一本
《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
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也没有人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就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
是说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
家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际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一些
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万一他真的
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马屁，仔细收集可写本
《中国狡猾史》。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
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作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板子刀子上撞。很显然，只要
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
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
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
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搞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的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
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
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捡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
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王，我以为可
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
之自觉自愿地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王至今
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
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
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
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
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句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如没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
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
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
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
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
没有几个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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