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赵征 天津广播
郑教授有点神秘，有时在校园里闪现一下，忽然就又消失了，掐不准再过多少日子，他又出现了。这样来来回回几十年，有一天，郑教授再回校园的时候，已是满头银发。
郑教授去哪了？他去了“教室”和“实验室”。但这些“教室”和“实验室”都在校园外，地点也不固定。有的在喜马拉雅山南坡；有的在大兴安岭深处；有的在怒江大峡谷；有的，甚至在某一个城市随便某一条大街上。
他去干嘛了？他去找人。
找什么人呢？汉族人、维吾尔族人、羌族人……什么民族的人都找，至今他已经找了39个民族。
找这些人干什么？要测量他们的体质，做中国民族体质研究。
都测点啥？身高、体重、胸围，体检的时候不就测了吗？这就想简单了，体质测量和体检大不同，郑连斌团队的测量是要用国际学术界统一承认的马丁尺、弯角规、直角规等工具，对人体80多项详细指标进行观察、测量、统计，比如上红唇高、环手指长、鼻翼宽度、月经初潮年龄、手肘到地面的垂直高度等等。
测量工具
团队学生进行测量展示
研究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中华上下五千年，从来没有中国人的数据能够被记录下来，过去只有文学记载，‘身长八尺’，‘垂手过膝’、‘面如重枣’，这都是虚的！具体是多高啊？手有多长啊？没有具体的数据，历史上的人长什么样咱们全凭想象。可从现在起再过几百年，那个时候的人想知道现在这个时间段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会给他们留下珍贵的资料。”郑连斌说，这些体质数据也可以成为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比如生产帽子的企业要参考头围数据；教室黑板摆到多高才是最佳，要有身高、坐高的数据；疑难刑事案件中如何找到几十年前的犯罪嫌疑人，也需要这方面研究的数据支持。
郑连斌团队工作照，右一为郑连斌
郑连斌今年72岁，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近40年，田野调查行程约30万公里，他带着团队到过中国22个省，光是云南就去了12次。他们在国内率先完成了汉族、蒙古族等39个族群的体质研究，获得了超过6万人的400多万个有效体质数据，建立了全国最大的民族体质人类学数据库，勾画出了一幅详尽的民族体质“地图”。
11月29日举行的2020年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上，郑连斌获得了2020年“人类学终身成就奖”。
人类学终身成就奖的“金琮奖”奖杯和郑连斌纪念浮雕，复旦大学江湾校区“人类学终身成就奖”纪念墙上将永久镌刻郑连斌教授的纪念浮雕。
汉族体质档案：
双眼皮多，越老脸越长
在开始讲述郑连斌的故事前，我们先看一些郑连斌团队多年研究以来得出的有意思的结论。
2009年-2013年，郑连斌团队启动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族体质调查，从约27000个汉族人身上每人量取了86项指标。为了尽量保证数据的“典型”性，课题组刻意避开北京、上海、天津这样人口流动大的大城市，而是以方言特征为大致分类，到各省中小城市和农村，对在当地世居三代、身体健康的汉族成年人分年龄组进行测量、调查。
研究表明,汉族人“双眼皮”率高。相对来说，北方汉族人鼻根较高、面部扁平、颧骨高、嘴小。南方人鼻翼宽、面部立体、嘴大。
研究发现，随年龄增长，人的颏下脂肪组织会变厚，从而使面部拉长。上了年纪后，南方汉族人两眼内角之间的距离变小，即两眼距离更近了。这是因为黄种人的眼内角处有一个小小的皮褶，叫做“蒙古褶”，蒙古褶的出现率会随年龄增长而明显下降，从而导致眼距缩短。
随着年龄的增长，南方汉族男性、女性的红唇厚度会明显变薄，嘴巴的形态会变得越来越狭长。由于老年人的红唇变薄，鼻和口之间的距离会增大，人中就变长了。
另外，根据南方汉族的研究证实，成年人的耳朵会越来越长，宽度也会增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长期以来，我国民间一直有种说法，即年龄越大耳朵越长，这个说法在郑连斌团队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
我什么专家都不认识
只管楞去敲人家的门
1981年，33岁的郑连斌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老师给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蒙族与达斛尔族ABO血型调查》，呼和浩特达斛尔族人数较少，居住分散，郑连斌通过学校里几位达斛尔族老师顺藤摸瓜地找，再一户一户地敲门，一家家测量。学位论文交上去，老师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一次毕业论文的训练对于后来郑连斌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毕业后，郑连斌留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任教，1997年，他调到了天津师范大学。
在内蒙古师大刚留校时，郑连斌在学校讲授《人体及动物生理学》，但我国医学院校是研究人体生理学的主力，地方师范院校生理学研究力量很薄弱，几乎没有科研条件。
“一个高校老师只管教书，不搞科研，是不合适的，但我未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我很茫然。”
一天，郑连斌在图书馆里看到一本《中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书中收录了对云南省境内八个民族的体质形态所作的初步调查数据研究，还介绍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我仔细看了这本书，作了摘抄，隐隐觉得，这些内容就是我想做的。”但当时郑连斌对体质人类学一窍不通，学校里也没人做过这类课题。事实上，举国上下也没有多少人在做这件事情。
民国时期曾有人搞过中国体质测量研究，大部分都是外国专家，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也曾经开展过，但都零零散散，不成体系。1980年初，一些发达国家对本国民族体质测量已经完成，中国才刚刚起步，当时，中科院和复旦大学联合办了一个人体测量培训班，从全国医学院校招了一批老师，其中就有内蒙古医学院解剖调研室的朱钦先生。
“我打听到朱钦先生的家庭住址，就去敲门了。”打开门后的朱钦听了郑连斌的来意，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郑连斌在新华书店看到《人体测量手册》，如获至宝，买下仔细研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朱钦先生请教。随后郑连斌在内蒙古师大组建团队，走出了中国民族体质研究的第一步。
1992年，听说了中国遗传学会人类及医学遗传学首届学术会议要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郑连斌把在内蒙古这些年已经调查的数据进行汇总，写成了十几篇论文摘要投给会议组织方。不久后，组织方来信说希望他们参加会议。郑连斌兴奋之余却又犯了难：“团队太年轻，没有经费。往返路费、会务费、住宿费，我们掏不起这钱呀。”听说了这事，会议主持人、中国著名医学人类群体遗传学家杜若甫先生说：“我来给郑连斌团队资助会务费”。还有几个专家表示了同样的意愿，直到现在，郑连斌也不知道是谁帮的忙、谁给的钱。
总之，郑连斌团队第一次参加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如饥似渴的郑连斌在会议上抓住一切学习交流的机会，还从会上得知，当时的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统计局正在联合开展一个大的项目《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健康素质抽样调查》，由北京医科大学的张致详先生负责具体工作。“这个重要的信息，影响了我一生的科研工作。”
回到呼和浩特，郑连斌立即和北京医科大学联系，很快得到回信邀请，并到北京完成项目中关于成人体质测量部分的课题设计。后来，郑连斌又参加了朱钦先生主持的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参与了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郑连斌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眼界宽了，胆子也大了起来。“我就琢磨，我可不可以也申报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呢？”1994年，46岁的郑连斌开始三番五次地跑国家自然基金委：“我是想让基金委知道，有一位普通高校老师叫郑连斌，喜欢搞科研，很想做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工作。”在几位专家的指导下，1996年9月，郑连斌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批准。到今天，郑连斌共主持了5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一项为重点项目），还主持了国家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的一个课题。
怕苦？别来！
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郑连斌团队出去得少了。歇工这么久，郑连斌坐不住了。10月份在湖南怀化做完苗族测量，下礼拜他们又要出发去广西，做京族人的研究。
1997年，郑连斌到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后组建新的团队，先后有40多个学生和老师参与进来。但要想加入郑连斌的团队首先得能吃苦。
生命科学学院张兴华老师曾经是郑连斌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下来继续和老师一起搞科研。“有心理准备，知道会很苦，但没想到会这么苦。”
2009年之前，团队出差只能坐火车，按照规定，老师坐卧铺，学生坐硬座。去趟云南，单程就要三天时间，老师们睡一会就去跟学生换一换。去程的时候，学生们背着空白表格，用来在数据采集现场分组填写，等回到学校再慢慢依次录入电脑，保证数据准确。回程的时候，所有采集到的数据表格，郑连斌都打好捆亲自背着，上了火车，郑连斌要把一捆一捆表格压在枕头下，谁去睡觉都得枕着。郑连斌说：“我怕火车上有人偷东西，顺便把我们的科研资料偷走了，这样我们的辛苦就白费了。”
一捆捆被郑连斌背回来的表格
郑连斌这样护着表格，是由于这些数据实在来之不易。
郑连斌团队曾经在大街上拉上写有“人体测量、免费测量”字样的横幅，结果被城管怀疑是卖假药的带走了。在村里给少数民族同胞进行测量的时候，有时需要让向导带着一家一家地敲门，挨家挨户地解释，还要给人家送个小毛巾、洗衣粉以表谢意。有的地方的人们排着大队来接受测量，郑连斌团队从早到晚地干，干到晚上看不到尺子刻度才作罢。但也有人测量完之后抽调表格转身就走，因为 “怕泄露个人隐私”，郑连斌连忙上去劝说，“我们做的是群体工作，算平均身高，平均体重。”但怎么解释也不行。
2019年5月，郑连斌团队在西藏工作，没有大喇叭，郑连斌在招呼受试者
郑连斌朋友圈
有一年，郑连斌团队去西藏墨脱的路上遇到了塌方，村里来信说等待测量的村民已经基本到位。如果等修好路再走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到村里，郑连斌决定弃车，翻越巨石，走路进村。旁边就是奔涌的雅鲁藏布江，好几个女同学吓哭了，郑连斌前边探路，团队成员之一、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宇克莉负责断后，安抚好学生，保护着学生继续走。在徒步行走近两个小时后，团队赶到了目的地，片刻未休，立即开始工作。
翻越巨石
虽然已经是拿国家级项目的教授，但郑连斌还是本着节约经费的原则，尽量找价格便宜的旅店。在2010年的四川邛崃，他们曾找到过每人5块钱的宾馆。在贵州凯里望坝村，身高近1米8的郑连斌躺在一张不到80厘米宽的床板上睡觉，连续三个晚上动也不敢动。
喜马拉雅南坡寻觅夏尔巴人
贵州安顺找穿明朝服饰的汉族人
在团队成员眼里，郑连斌不是一般的执着。
就拿测量夏尔巴人这事来说，郑连斌念叨了10年。夏尔巴人是分布在中尼边境的一个特殊群体，深居喜马拉雅山脉之中，过去几乎与世隔绝，后来因为给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或背夫而闻名于世，现存约4万人，主要居住在尼泊尔境内，中国西藏境内约有4600人。
2006年，郑连斌团队第一次进藏就想测量夏尔巴人，但当时西藏民委的人说路没有修好，只能作罢。这事在郑连斌心里打了结儿。2016年，郑连斌又带着团队进藏，这一次等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天晚上，终于等来了可以去测量的消息。兴奋的郑连斌几乎没怎么睡，没吃早饭就赶紧出发了。
郑连斌拍摄的夏尔巴人
夏尔巴人住的地方不仅不通车，而且要登上近2000个台阶方可抵达，相对海拔有400米的距离，团队成员之一、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包金萍教授回忆：“那年郑老师68岁，我们上去之后是5000多米的海拔，每个人都爬得气喘吁吁，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终于爬到了，抬头一看，郑老师是第一个上去的，还在上面给我们加油打气。”由于政府组织得力，夏尔巴人从四面八方涌向乡政府，不少人还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佩上饰物，仿佛在过节。经过了四个小时的紧张工作，团队完成了夏尔巴人的测量任务。
排队前来测量的夏尔巴人
汉族群体研究是个庞大的工程，汉族分北方、晋绥、江浙等8大民系，郑连斌从史料中看到一群特殊的汉族人——屯堡人，他们是汉族的一个分支，生活在贵州安顺地区，最早是1902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到贵州调研时发现的。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派遣大军进入云南，后来朝廷又把军人的家眷送到贵州。军队驻扎地叫屯，家眷生活地叫堡。600多年来，屯堡人就在贵州安顺地区生活下来，由于山川阻隔，屯堡民居的建筑、服饰、娱乐方式等依然沿袭着一些明代的文化习俗，堪称古代中国汉族保留下来的“活化石”，是世界上最后的明代古村。“必须要到贵州去，测到屯堡人”，郑连斌团队对屯堡人体质特征、皮褶厚度、7项不对称行为特征、屯堡人与其他族群体质特征的主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发表了6篇论文。完成了测量，郑连斌写下了“乍到屯堡目恍然，女装宽袍六百年。绑腿绣鞋皆大脚，石屋傩戏古风延”这样几句诗词。
郑连斌和屯堡人合影
年年浪迹赴天涯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015年，郑连斌到一中心医院看病，看完门诊起身的时候，大夫从下往上地看了他一遍：“你这右腿怎么直不了？”郑连斌往下一看：“哟，还真是。”他的右腿膝盖微微弯着，和左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连年的奔波导致了他的右腿关节损伤过度，夜里睡觉的时候，平躺、侧躺，都躲不过关节里的“酸胀”。
2017年郑连斌腿疾加重后，野外调查的时候，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走在第一个了，得在队伍中间走。遇到困难，宇克莉、张兴华他们代替老师冲在前头。其实郑连斌已经退休了，但是他还舍不得离开。
国内人类学刚发展起来的时候，都是以体质人类学为基础，上世纪80年代，类似这样野外调查的团队风起云涌。但到90年代，特别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之后，很多人都转向了容易发文章、出成果的分子人类学，传统的体质人类学就被冷落了，在这种情况下，郑连斌坚守得像一面独自在寒风中飘扬的旗帜，现在国内体质人类学工作最突出、还在长期坚持的三个团队中，有两个团队是郑连斌创建的，一个是内蒙古师范大学团队，一个是天津师范大学团队。
截至目前，郑连斌团队已经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建立了全国最大的民族体质人类学数据库，勾画出了一幅详尽的民族体质“地图”。在高校人文社科学者期刊论文排行榜(2006-2018)的社会学学科排名中，郑连斌教授的论文影响力位列第一。很多民族因为他们的工作，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份体质数据。
天津师范大学团队的宇克莉教授、张兴华老师在郑连斌几十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研究，连续申请了《中国南亚语系十个民族的体成分研究》等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内蒙古师范大学团队今年也拿到了《西部民族走廊的16个族群体成分研究》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在郑连斌的建议下，天津师大团队尝试将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和他们的老师一样，这些年轻人也走出校园，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020年4月，郑连斌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岁岁奔波踏远路，年年浪迹赴天涯。天南地北洒汗水，五湖四海结情缘。愁累苦烦次第过，更兼几度遭危险。不愿人世平如水，喜将今生付流年。”
记者 | 赵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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