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定会做人在我心目中中

费定会做人

在我心目中费定是苏联大作家。但当我坐在桌前回想他的作品，除《城与年》、《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等篇名外，情节人物一点也记不起来，钻进脑子里的却是阿·托尔斯泰等人作品的情节和人物，可费定的几部长篇小说我在50年代分明读过。

大概因为费定小说的内容同阿·托尔斯泰等人作品的内容相似，但写得不如他们生动感人，所以后者深印在脑海中，而前者则被时间冲刷殆尽。稍有印象的是他的短篇小说《果园》。内容是讲十月革命后果园主人离开俄国，由园丁西兰季照看。果园被换上苏维埃牌子。春天果园需要剪枝、施肥、灌溉，西兰季一人忙不过来，向苏维埃求援，请求雇工和购买肥料，但苏维埃不予理睬。不久果园又改成儿童教养院，孩子们把果园糟蹋得一塌糊涂。西兰季一怒之下放火烧毁了果园。他妻子惊恐地对他说：“咱们的人回来后怎么交代呀？”园丁回答道：“难道他们还会回来吗？”

这篇小说的寓意很明显：暴力革命摧毁了文化果实。费定因这篇小说受到批评。但小说发表在1920年，拉普尚未成立，没人向他打棍子。小说反而引起高尔基的共鸣，他请费定到自己家里来，同他结成忘年交。高尔基的关怀使费定受用终身。有几个苏联作家聆听过高尔基的教诲？不久高尔基被迫出国养病，费定加入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成员都是年轻气盛的文学青年，只有费定是中年人。大概因为挨过批评的缘故，比他们知道天高地厚。他懂得苏联作家必须学会顺应潮流，才能保护自己。眼睛永远向上看，择友一定要慎重。朋友倒霉时虽不落井下石，但也不伸出援助之手。1946年“谢拉皮翁兄弟”团体成员左琴科遭难，生活无着落，很多“谢拉皮翁兄弟”借钱给他，帮他渡过难关，其中唯独没有费定。但也不排除费定悄悄给他送过钱。左琴科临终前仍未领到退休金，楚科夫斯基、吉洪诺夫和卡维林等知名作家联名上书中央，请求发给他退休金，费定未签名。其实费定比他们名气大，同左琴科的关系也比他们深。这都是费定的聪明之处。

费定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父亲是萨拉托夫文具商。1914年他赴德国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归国途中被德国人当作敌侨扣留。他曾在德国教授过俄语，还做过其他工作。十月革命后返回俄国。后虽在苏维埃政权机构工作过，但一直未能入党，大概有所谓历史问题吧。革命初期发表过影射布尔什维克摧毁俄罗斯文化的小说《果园》。像费定这样的人在多次腥风血雨中理当被消灭或关入劳改营，但他却安然无恙。当然也未被重用，1934年作协成立时就未进入领导班子。

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同其他作家一起以记者身份奔赴前线。但战争期间他并未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像西蒙诺夫的抒情诗、爱伦堡的政论和伊萨科夫斯基的歌词那样。战后他发表了长篇小说《早年的欢乐》和《不平凡的夏天》，虽受到报刊赞扬，但远没有其他小说，如《日日夜夜》、《真正的人》和《恐惧与无畏》等影响大。但不知怎的费定渐渐成为闻名遐迩的作家，威望日益增长。有人说得力于他作品的文字，也有人说得力于他的为人，他不随意整人。60年代我曾读过他的《早年的欢乐》，也许我俄语水平低，并未感受到他文字的魅力，只觉得他竭力模仿托尔斯泰。不随意整人恐怕是真的，但这也是相对而言。苏联文学界有一伙专事整人的批评家，一篇文章便能置人于死地。曾被西蒙诺夫称为法捷耶夫狗腿子的叶尔米洛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费定不干这种事。但按照上面指示表态时，他也从不含糊。从他的经历和美学趣味上看，他未必不欣赏《日瓦戈医生》，但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作家协会会籍时，他也同大家一起举手通过。他让人产生好感的另一原因是待人礼数周到，连送清样的通讯员也被请进客厅，走时送至大门，更不用说作家同行了。这同苏联文化官僚和作协不少领导人大不相同，他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1958年被选为科学院院士，1959年任作协第一书记，1971年书记处改为主席团，他仍任主席，直至1977年逝世。他在苏联作协领导人当中任职时间最长。

60年代末费定对索尔仁尼琴“事件”的处理同样折射出他做人的本领。索尔仁尼琴是从死亡中挣扎出来的人，对任何事不抱幻想，疑神疑鬼，不相信别人的善意。他同作协的冲突自己责任也不小。他同作协的矛盾原可化解却未能化解。作为第一书记的费定，本应拉他一把却推了他一把，其结果是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特瓦尔多夫斯基同费定闹翻，一批优秀作品无法冲破保守的樊篱，整个苏联文学陷入停滞。

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简称《一天》）的发表同费定还有点关系。特瓦尔多夫斯基对《一天》十分欣赏，准备在《新世界》发表，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批准，于是他想办法把《一天》捅到最高当局。他请编委费定对小说写几句评语，费定也很欣赏这位初出茅庐作家的小说，夸奖了一番。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致政治局和赫鲁晓夫的信中援引了权威人士费定的评语。经赫鲁晓夫批准，《一天》于1962年11月在《新世界》上发表。发表后在国内外所引起的反响任何人都未料到，对作家们的影响无以复加。著名作家巴克拉诺夫写道：“索尔仁尼琴小说发表后我们才明白应这样写，而不应在此之前那样写。”《一天》的影响也出乎费定预料，他突然发现自己写的七部长篇小说以及数十篇中短篇小说的影响还抵不上索尔仁尼琴一个中篇，心里不是滋味。后来他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发生变化，除政治气候原因外，也有不是滋味即嫉妒的因素。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索尔仁尼琴的处境每况愈下。1965年9月克格勃查抄了索尔仁尼琴存放在朋友处的手稿，其中有他在劳改营写的诗剧《胜利者的宴席》，反映生还无望的囚犯的绝望心理。刑满释放后他便否定了诗剧，并决定永不发表，但克格勃却把诗剧转交作协书记处。1966年《新世界》推荐《一天》为该年列宁文学奖金参赛作品。评审委员会里立即有人提出索尔仁尼琴是逃兵、伪警察。《新世界》出示最高法院判决书证明索尔仁尼琴被捕确因在信中议论斯大林。但又有人提出他写过反苏诗剧《胜利者的宴席》，终被淘汰。他的长篇小说《癌病房》一直不能发表，但打印稿在莫斯科流传，并有流传到国外的危险。索尔仁尼琴万般无奈。1966年7月25日上书勃列日涅夫，陈诉自己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并恳请最高领导人批准出版《癌病房》，但勃列日涅夫未予理睬。此时正值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前夕，索尔仁尼琴不是代表，无权在大会上发言。他自知作协不会为他做主，但不少作家同情他的遭遇，便写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公开信，打印250份分寄与会代表，在代表当中引起巨大反响，但激怒了作协领导人，特别是第一书记费定。公开信涉及文艺界以及社会中许多问题，而其中的“要害”是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和作协必须真正为作家做主。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因袭沙俄书报检查制度，而检查员都是对文学一窍不通的“政工”，给报刊编辑制造了不少麻烦，编辑和作家都有切肤之痛。作协是作家自己的组织，应维护其成员的利益，替他们说话。索尔仁尼琴举出许多作协为虎作伥的例子，克格勃查抄他手稿时作协非但未替他说话，反而接受了他早已否定的诗剧手稿。这些话作协领导当然不爱听，所以公开信没在大会宣读、印发，无一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仿佛根本不存在似的。但休息厅却开了锅似的，大家只议论公开信，再捂也捂不住了。几天后西方电台广播了公开信，并掀起反苏浪潮。书记处不得不处理。特瓦尔多夫斯基提出三项处理方案：①立即在《文学报》发表《癌病房》片断，并注明全文将在《新世界》发表；②委托作家出版社出版《索尔仁尼琴小说集》，并刊登澄清作者身世的前言；③该前言在《文学报》上发表。书记们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但经过几轮交锋大家渐渐倾向特瓦尔多夫斯基方案，如果真通过了，索尔仁尼琴将是另一种命运，苏联文学也许不会长期踏步不前。但费定反对。费定提出先由索尔仁尼琴发表一个驳斥西方反苏谰言的声明然后再考虑出版《癌病房》。索尔仁尼琴却提出，要驳斥西方谰言先得在国内发表公开信，让人民看看西方如何歪曲他的公开信。

双方僵持不下，书记处也不开会了。就在这期间，1968年1月15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费定写了封长信。信中指出发表《癌病房》不是索尔仁尼琴个人的私事，而是有关苏联文学如何发展的大事，是巴克拉诺夫所说的这样写或那样写的问题，是真实地反思苏联历史和现实还是照旧粉饰生活的问题，粉饰生活的作品已无读者，苏联文学沿老路走下去必将枯竭；至于公开信，他并不赞成索尔仁尼琴采用的方式，但对信的内容则举双手赞成，不能只看方式而不顾内容。信发出后没有回音，书记处也没再开会，谁也不知道费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月下旬西蒙诺夫突然来到《新世界》编辑部，他告诉特瓦尔多夫斯基，费定见过勃列日涅夫，两人谈了三小时。谈了什么他不知道，但估计不会说《新世界》好话，更不会说索尔仁尼琴好话。看来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信让费定睡不好觉，思考了不少问题。他不愿让后人指责他阻碍文学发展，把文学领回老路；但他又知道《癌病房》的发表必定带出一批优秀作品，而他自己的作品在这些作品前必将黯然失色。他想起老朋友卡维林骂他的话：“如果一位作家把绞索套在另一位作家脖子上，那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便将不决定于自己的创作而完全决定于另一位作家的创作。”费定很关注身后名声，不希望自己像意大利作曲家萨里叶里那样载入史册。他左思右想，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只好求助总书记。费定不会在总书记面前讲别人坏话，但当勃列日涅夫问起索尔仁尼琴时他会尽量贬低他作为作家的价值。这就足够了。索尔仁尼琴的命运在他们谈话中已经决定：开除作家协会、不准发表作品以至最后驱逐出境。

《癌病房》未能在苏联出版，1968年5月却在苏黎世出版了。扎雷金的《在伊尔捷克河上》和艾特玛托夫的《永别了，古利萨里》等一批优秀作品当然也没被带出来。苏联文学开始了停滞时期。

后来特瓦尔多夫斯基遇见费定时问道：

“您真见过勃列日涅夫？”

“见过，周围同志认为我们应当见面。”

“谈起过索尔仁尼琴？”

“谈起过。”

“您都说了什么？”

“您自己明白，我什么好话都不会说，但什么坏话也没说。”

此后费定的威望下降，读者减少，但仍被称为受人尊敬的大作家，这大概因为他太会做人的缘故。

《博览群书》199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