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飘云：中国近代散文文体构建特征论

中国近代散文文体构建特征论

文/谢飘云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近代社会逐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时代的巨变，促使散文面临新的变革。这是唐宋以后中国散文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它改变了中国散文的走向，并成为“五四”以后的现代散文的滥觞。中国近代散文文体构建,虽然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艰辛和曲折，但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一

文章与文学承接及散文体式变革是中国近代散文文体构建的一个重要特征。

文章与文学，前者在于实用, 后者在于审美。虽然文章与文学两词使用偶尔相通, 但大量使用“文学”一词, 以文学一词包涵文章并独立出来,则是始于近代。近代承接“”的文学与中国古代文章是两种有联系而性质有别的文化现象。近代引发中国“文章”由显转晦、“文学”由晦转显的动因,乃是西方文学观念和揭示这一观念的“文学”词语的传入。虽然,中国文学和文章显晦的角色转换始于20世纪之初,[①]其实，在鸦片战争前后，已经逐渐拉开了文章与文学近代承接的序幕。在文体发展的进程中,人们曾在追问，散文是什么?其实散文就是文章。这是一个可大可小、漫无边际的概念, 正因为如此, 才可以用散文的名义把诸多文章笼罩在文学之下。而当“文学”词语传入之后,文学变成了包容一切文字的文或文章。因此便混淆了文学与文章的区别，使文章的重要性缩小,其地位晦而不显；而使文学的重要性扩大,其地位显而不纯。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传统文化在尴尬中退守。在文章学领域，随着白话文的提倡与繁荣，古代文章理论被冷落，在不少人那里，文言与白话是水火难容的对立面。尽管如此，这种对文章与文学的认识，也从另一方面推动着近代散文文体变革。

首先，时代的变迁影响着文章与文学承接及传统散文文体变革。近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推动了近代散文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的散文家，为了适应时代需要，他们从“今文经学”中寻找武器，以“经世致用”为准绳，强烈要求打破桐城义法的枷锁，要求扩大散文的思想内容，解放散文的语言形式。他们以其“以经术作政论”[②]，“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③]，并以“制四夷”[④]为主旨的经世散文，首开改革风气。他们写了一批振聋发聩的作品，如林则徐的《致姚春木、王冬寿书》、《复邵惠西书》，龚自珍的《尊隐》、《明良论》、《送钦差大臣林公序》、《病梅馆记》、《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魏源的《海国图志序》、《筹河篇》、《道光洋艘征抚记》，张际亮的《答黄树斋鸿胪书》等等。这些作品，敢于面对现实，预见社会危机，召唤时代风云，关心国计民生。林则徐、魏源还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崭新命题，体现了强烈的反殖爱国的忧患意识，从而拉开了散文变革的帷幕。他们的散文成为近代新体散文的先驱。

文章与文学承接前后的散文,其主要体式是政论式杂感。龚自珍所创作的政论式杂感,不仅说理透彻，论述严密，感情充沛，而且形式短小，表现自由，生动泼辣，被大多数散文作者认为是一种新的独特的文艺形式而大量仿作。龚自珍的杂感创造了富有概括力的形象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加强了政论式杂感的文艺性。同时一些游记在写景状物，记述风俗民情，反映时代变迁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虽然从内容到形式还没有进入自觉改革的阶段，尚未冲破传统古文的束缚，甚至桐城古文仍作“中兴”努力，但是鸦片战争后的散文已发生了不小变化，它开辟了近代散文的发展方向，表达了时代精神和一代知识分子觉醒的思想感情，奠定了近代散文变革的基础。可以说，近代散文在其最初阶段就以生机勃勃的姿态出现在近代文坛上，展现着它的发展前景。特别是在审美观念上逐渐发生着变化，使得近代前期散文在世界文学艺术的影响下，散文家们尽力寻找新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开掘近现代人类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掌握”。艺术形式的试验令人眼花缭乱，实在是文学的一种自觉意识的表现，与现代自然科学及现代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联系,注入了新内容,亦对各种散文体式和表现技巧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其次，古文程式应用上的新开拓,引领着文章与文学的承接及传统散文文体变革。近代散文家们在应用古文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逐步形成表现个性、表现真情、表现世界的文风。严复用回荡着先秦古朴渊雅情韵的古文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于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可谓是前无古人的；林纾效法唐宋文的散文，文笔追踪韩、柳、欧、苏，从事西方名著的翻译，为近代文学的开放，以取法西方文学，起了先锋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严复、林纾的散文创作也起着微妙的变化。桐城派在鸦片战争之后，也发生着变化。他们已意识到，文章要“随时而变”[⑤]，文章除了“义理”、“辞章”以外，还须具有“经济”与“多闻”的特点[⑥]。因而他们也写出了一些言之有物的文章。如梅曾亮的《与陆立夫书》、《游小盘谷记》、《钵山余霞阁记》、《引虹桥记》等意象鲜明、语言质朴的散文。还有姚莹有关台湾战事的散文；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王拯《王刚节公家传跋尾》等文章，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湘乡派，也有一些散文作家冲破传统古文的束缚，刻意改变桐城派文章空疏迂阔的弊端，讲求实用趋时，从而创作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散文。如张裕钊的《送吴筱轩军门序》、《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吴汝纶的《天津昌永世界地理序》等，均表现了愤发图强，抵御外侮的反帝爱国思想。特别是在“曾门四弟子”中，黎庶昌、薛福成都曾远涉重洋，出使欧洲，他们的视野也因此大开。薛福成写有《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黎庶昌写有《西洋杂志》；湘乡派作家郭嵩焘写有《使西纪程》等作品。因此，黎、薛、郭的“使外文学”不仅更能彰显出曾国藩对桐城派“中兴”散文的影响，而且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更值得注意的是黎庶昌的散文创作，尽管在古文写作的路径上，他表示应学习司马迁、班固的文笔，[⑦]并成为其在散文创作上自觉遵循的准则。但是，黎庶昌出使国外后所创作的散文，文思笔调也发生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业已超越了张裕钊和吴汝纶。就黎庶昌来说，在散文写作上“远祖桐城，近宗湘乡，而不规规一格，其言多经世意，主实用则近南宋永嘉诸贤”[⑧]。黎庶昌的政论文章更是雄奇瑰玮，并曾得到曾国藩的嘉许:“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⑨]黎庶昌以散文创作为主体的“使外文学”作品，在中国散文的近代文体观念和语言革新上可谓开风气之先，具有重要的引领性意义。就文体而论，它们都是以散文笔调写成的长篇游记和考察报告，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在文体上所产生的新变，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对桐城——湘乡派散文的写作规范有所突破，从而为近代新体散文的产生提供了新的因素。从上述变化看，湘乡派的散文，虽然仍打着桐城的旗号，实际上已不同程度地背离了桐城的义法家规，从不同的角度走进了散文文体变革的大潮之中。

二

报刊媒体与新体散文共进是中国近代散文文体构建的又一个特征。

作为重要的信息载体与新闻传播媒介，报刊媒体与近代散文发展息息相关。报刊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建构。近代报刊媒体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多重互动关系,也影响着报刊媒体与新体散文的共生并进。在近代中国，以报刊媒体为主要场域的“文人论政”现象得以存在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根源。随着中国自办报刊媒体的逐渐兴起，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报刊媒体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在思想启蒙和政治制度构建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梁启超在前人“去塞求通”思想的基础上，最早提出了报刊媒体“耳目喉舌”的社会功能。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指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⑩]。晚清维新派开启了中国近代政论报刊媒体之先河，这些政治报刊媒体大多为各自的政治团体发声，因此常常引发不同政治团体、不同政治利益拥有者之间的论争。作为数量众多的报刊媒体，政治报刊媒体比较清晰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轨迹。近代历次重大政治思潮、革命运动与思想革新，都伴随着大批报刊媒体的出现。这些报刊媒体成为近代政治团体宣传思想政策主张、建构舆论的工具，也成为近代新体散文刊发的主要载体。

近代报刊媒体的兴盛，给近代散文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园地，对散文的发展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报刊的发展和普及是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而报刊政论文体的兴起，则是近代散文的新进展。一大批早期维新派作家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运用通俗古文写作的近代报刊政论体散文，在龚、魏开创的“经世致用”的基础上，抛开桐城派及其他古文派的束缚，使散文成为服务于社会改革的重要工具。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陈炽的《庸书》、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纪行》等，以及康有为的早期散文，或表达伤时忧国的感情，或陈述变政维新主张，或介绍西方的文化技艺。这些散文，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运用散文“记事述情”，表达改革社会与御侮图强的思想内容。近代散文的题材由此有很大的扩展，样式也有一些变化和创新，为适应宣传这种特殊形式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报刊政论文体，成为一种独立的富有战斗性的体裁，为中国近代新文体散文的形成起了先导的作用。另外，梁启超写的《戊戌政变记》以及其他在报刊上发的战纪实录，实际上类似于后来人们称为报告文学的一种早期形式，为近代报告文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随着报刊政论队伍继续扩大，新文体散文的发展非常迅猛，它的成熟标志着中国散文的一次巨大转变，这种转变表明散文社会化在近代中国实现了可喜的飞跃，促使散文成长发达，而且勃兴起能够更迅速地从艺术上把握这个时代的散文体式，中国传统的古文逐渐被表达新思想和新的说理方式的“新文体”(“报章文体”)取代了,并赢得了社会的首肯，成为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一种散文体式。“新文体”当时又称之为“时务文体”、“报章文体”[11]。这种“新文体”，无论在思想内容、表达方法和语言形式上，是从传统的古文过渡到“五四”时期的现代白话散文的桥梁。“报章体”作为一种新文体，并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属物，在它身上同样折射着整个时代的光影。在这个思想大启蒙的时代，对于新思想的追求和阐扬，必然要碰到扬弃旧形式的问题。新文体的代表作家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康有为的散文，思想奔放，直抒己见，或散行、或排偶，富于想象和瑰丽之词，有龚自珍的影响，但比龚自珍的散文汪洋恣肆得多而奇诡较少，打破了传统古文的程式定局，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先导。谭嗣同在思想上要冲决一切罗网，在文体上也寻求自己的道路。他认为“所谓骈文并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12]。

谭嗣同否定了桐城派古文，创造了自己的新体散文。梁启超是维新运动的杰出宣传家，也是新体散文最著名的代表作家，他办过许多报章杂志，自觉地注意文体的通俗化，大胆地从传统古文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些“报章文体”的散文家们，运用语言既无所顾忌，又不求修饰，只求表达明白为主，首先把新名词引入中国文学。近代报刊散文家如王韬、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他们都写过一些融入新名词的散文。梁启超的新体散文像《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等均杂有很多新名词。郑振铎评述当年《变法通议》一文发表后的影响时说：《变法通议》“以淹贯流畅，若有电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表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这一篇文字的影响，当然是极大，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文笔，在当时文坛，耳目实为之一新。”[13]这种“新”的艺术感受，是西方新思想、新文学、新名词大量输入所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学开放”给近代文坛带来的新变化。梁启超散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当时思想解放和文体解放起到了卓越的促进作用。除长篇政论散文之外，也产生了短小精悍的评论文章。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辟有“国闻短评”一栏，这是一种创体。狄楚青主办、陈景韩等主笔的《时报》也设有短评一栏，发表了一些更加自由活泼的文字。这些短评，发挥了反应灵敏的优点，起到了长篇大论无法代替的作用。报刊评论文体向短小发展的另一种表现，是按语的流行。《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按语，便表现出尖锐、泼辣的鲜明特性。

近代报刊媒体也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文学改革运动推波助澜。他们以《时务报》作为“文界革命”的主要阵地，进行散文的革新，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一反“代圣贤之言”的文统，“应于时势，发胸中所欲言”[14]，逐渐形成一种以梁启超的文章为楷模的新文体。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言文一致的思想，提出了初步的白话文理论，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白话文运动。梁启超在《变法通议》、《沈氏音书序》、《新民说》等一系列文章中，分析了古代文、言分离的原因，阐述了言、文分离对社会进步造成的严重危害，也论及言、文分离对文学发展的巨大影响。不过，梁启超还没有正式提出废文言，崇白话的口号。而这一时期正式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这个口号的，是裘廷梁在1898年《中国官音白话报》上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这是近代白话文运动的一篇带纲领性的文章。在裘廷梁等一大批白话文运动先驱者的提倡下，不仅白话报纸风行全国，而且白话书籍大量印行，从而进一步证明，白话文理论的创立，代表了那个时代先进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潮流。虽然，这次白话文运动作为维新派领导的“文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没有实现在全国范围内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目标，甚至提倡白话文的理论家们自己仍在用文言写作，但毕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准备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三

文体创新发展及散文体式多样化是中国近代散文文体构建的再一个特征。

中国近代散文的文体创新，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文体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文学体裁。文体的内涵是丰富的。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文体，是才能本身，思想的浮雕性，它表现着整个的人。也就是说，文体是作家主体人格与精神，亦是作家把握生活的方式，是语言的表达与呈现。所谓“文体”，指文学作品的具体样式和外部形态。它既意味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意味着大体相似的款式格局，更意味着大体相似的内容特点。所有这些,都是在人类从实际应用进而到审美创造中逐渐形成而带有相对稳定性地完备起来的。随着近代历史的巨变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作家们对散文这种古老的文体做了新的透视，同时由于任何使用别种文体的叙事经验和写作技巧对散文进行改造组合，于是，散文便在这种嫁接中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叙述已摆脱了封闭性、同一性的模式，而语言也变得越来越富有弹性。这一切都显示散文艺术形式的开放性。在中国散文叙事形式变革的大合唱中，叙述更成为近代散文的“文体革命”的新动向。

中国近代散文的文体创新，突出表现在形式不断解放，语言日趋通俗化、口语化，为“五四”以后散文的大发展做了很重要的铺垫、过渡的工作。近代文体的拓展与白话文开始形成是相向而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政治宣传鼓动和文学改革活动中进一步推动了近代散文的变革。文体样式和语言形式的解放，以及新闻事业的更加兴旺发达，在更大幅度上促进了近代散文的变革和发展，使散文创作同社会政治变革、社会思想解放保持着密切联系，其散文主要是政论文，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近十年的革命宣传实践中，涌现了一大批像章太炎、秋瑾、邹容、陈天华、黄世仲、黄远生、朱执信、郑贯公、章士钊、柳亚子、李大钊等有影响的报刊政论作者和新闻记者。他们的散文，文体更加矫劲犀利、豪壮激宕，文字也更加通俗易懂、浅显畅达，朝着语文合一的方向发展。特别是邹容、秋瑾等革命家的散文，已成为现代白话散文的雏形。语言的近代化，这是中国近代散文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主体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领域的一个变革原则。同时，语言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人生状态。近代散文作家努力将散文语言朝着语言与文字合一的方向发展，使近代白话文成为充满活力的一种语言形式。语言问题“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

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着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15] 随着世界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家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学语言通俗化，是潮流所向的一种趋势。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救亡运动的开展，才有条件兴起白话文运动。因此，近代散文在继资产阶级“新文体”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维新派散文改革的基础上，为使散文语言更趋通俗化作了进一步的努力。语言的近代化，这是比叙述方式更为重要的主体革命，也是近代散文领域升起的新的美学原则。从他们的散文创作来看，散文的语言不是一般修辞学上的语言，即不是以准确、生动、形象为特征的“美文”，而是主客体互相渗透，即此即彼，既是内容，也是形式；既是文学，也是生活的语言，是一种不仅包括了作家的才华、智慧、思想、人格等因素在文学表达中形成的风格，而且蕴含着耐人寻味的韵味、情趣、色彩的语言。而在这面语言旗帜上，招展着的是“文体创新”。因此，只有当白话散文逐渐成为近代散文的语言载体时，中国近代散文文体构建才真正迈出了自己带根本性变革的步伐。

文体创新也促进了中国近代散文文体的多样化。从本质上说,散文文体的多样化源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以及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多样化,其间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形成、变迁、发展的历史过程。近代散文文体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这过程的发端是为了社会生活的多样化需要和应用，也即从属于一定的实用目的，当着旧的文体不能满足于新的需要，此一文体不能满足于彼一需要时，人们便赏试着创造新的文体。这样,一定的文体不仅是为了人们的实用目的，而且为了人们的日益强烈的审美需要。另一方面来看，人们的审美需要也是宽广多样的，散文文体的多样化，也正是对于这一特殊需要的适应。中国散文已经走过了很长很长的路，这也是散文的诸种文体不断接受时间锤炼的历史。而且散文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时期散文的繁荣，绝不是单一的个别文体的发展，而是众多文体的散文作品争奇斗妍，表现出文体的多样化。

中国近代散文体式多样化表现在报刊评论文章在形式上有了重大发展，不少报刊上出现了时事短评、杂文、随笔、札记等各种样式的散文。同时还有新兴的散文体裁，如新闻特写、新闻通讯等。此外，那就是报告文学了。报告文学萌生于风云变幻的时代。黄世仲的《五日风声》，运用报刊新闻报道的方式，在报告文学领域作了一次开拓性的尝试，在语言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尽管《五日风声》仅仅是形式上的接近，艺术上也比较粗糙，但它以迅速敏捷地反映人民大众所关心的重大事件，而获得了广大读者，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时效性和群众性，显示了报告文学的独特的社会功能。黄远生的散文也以新闻报道体式为文学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这位“报界奇才”的文章浅显易懂、妙趣横生。他的通讯报导，亦已具报告文学的特征。如他的《外交部之厨子》、《囍日日记》等，集中反映他的通讯报导的文学性质。再如《申报》“通信散文”作为近代报刊白话实践的最重要版块的内容，其言述方式的发展变化对其他文学样式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近代《申报》游记通信散文这一体式的发展当然从属于这一过程的，而往后则有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等游记通信，在写法上明显有所继承。鲁迅的杂文精悍非常，犀利无比，从《申报》通信散文里不难发现那犀利影子，如黄远生、邵飘萍犀利得近乎泼辣；鲁迅的《故事新编》怪诞奇绝，也能于《申报》随意找着相似的文字，邵飘萍曾以“新说林”作编辑余谈文字，以寓言启发生活、书写现实。

中国近代散文的文体创新是带着发育不全的散文胚胎走进文化新纪元的，然而近代散文的成就已昭示着中国散文文体的深刻变化，即散文更加贴近时代、贴近心灵、贴近人生、贴近生活本身了。散文的这种变化，是时代生活的变化使然，也是散文家们更新散文观念的结果，这是中国近代散文文体构建进入开放时期所产生的巨变。由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与世界文学文化的交融，以及散文作家的开放心态，使中国近代散文文体的变革逐渐纳入散文现代化的轨道。

-全文完-

原载于《斯文》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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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3.

[2]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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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1993.

[5] 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M].上海：上海书店,1990—1994.

[6]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7] 张啸虎.中国政论文学史稿[M].汉口：武汉出版社,1992.

[8] 黄 霖.近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9] 陈 飞(编者), 傅璇琮 (丛书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注释

[①]见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陶曾佑《中国文学之概观》《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章炳麟《文

学说例》《文学总略》；刘师培《文章源始》《文章学史序》《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论说部与文学之

关系》；金一《文学上之美术观》《文学观》；王国维的《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等。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

[③]魏 源：《定庵文录序》，见《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3月，第239页。

[④]魏 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二十四，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⑤]梅曾亮：《答朱丹木书》。

[⑥]姚 莹：《与吴岳卿书》。

[⑦]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上·叙》，国学整理社，1936年，第 2－3页。

[⑧]罗文彬：《〈拙尊园丛稿〉跋》,见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477页。

[⑨]曾国藩：《〈拙尊园丛稿〉序》，见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页。

[⑩]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 期，1896 年8 月9 日。

[11]谭嗣同：《报章总宇宙之文说》，见蔡尚思、方 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

377页。

[12]谭嗣同：《三十自纪》,见蔡尚思、方 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5页。

[13]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二期，1929年2月10日。

[1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

[15]胡 适：《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295页。

作者简介

谢飘云，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